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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学习是提升自我的最好方式。向友人学习有所得,向对手学习所得也许更多。
如果说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更强更有用的人,那么向谁学习不是学习呢,只要对方有可学之处,拥有自己所没有的知识或能力,即使是敌人和对手也没有什么关系。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就像那个有仇难报的青年,面临的仇人便是英、法、德,意、日等世界列强。想不被一直欺负就要学习。但向敌人学习,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气。明白自己是为什么而学的,懂得舍弃才能获得。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曾国藩把引进西方科学,兴办近代工业作为“自强御悔”的大计,成为兴办洋务运动的先驱。他舍弃了名臣的光环,只为创造一线救国的曙光。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痛陈:“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他清醒地认识到,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发动侵华战争,所恃者无非船坚炮利。中国要自强御侮,也需要船坚炮利,要船坚炮利非办洋务不可。他认为可以借助洋人的力量压制太平军,先达到“安内”的目的。当然,心里要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最终的目标还是要自强。
曾国藩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非当时一般达官贵人所能比拟。他的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造炮制船的主张与行动,是洋务运动的第一步。
当曾国藩与太平军全力争夺安庆,出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需要,恭亲王奕䜣提出“购买外洋船炮”时,曾国藩立即附和说“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国之第一要务”。英法等西方列强所擅者船坚炮利,如能陆续购买,据为已有,西方列强就会“失其所恃”。比起恭亲王,曾国藩看得更远,他不满足于购买,而要立足于自己设厂制造,如此不仅可以“剿发逆”,更可以“勤远略”“富国强兵”。他明白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自身的强大才是保国的根本。、1861年攻克安庆后,曾国藩便率先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山炮及洋炮洋枪。经费来源主要从湘军军费中拨支,雇用工人近百,其中一部分是湘军勇丁,一部分是从河南招募来的工匠。曾国藩由此成为“洋务派”的领袖。
1862年2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要讲求自强,就得革新政治,访求人才,以学西洋制造船炮技术为基本要务,一旦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还是相互敌对,我们都有回旋的余地和一定的主动权,否则,与洋人没道理可讲,只能受人欺侮。
事业之初,曾国藩几乎是一无所有,要钱没钱,要人缺人。幸好他之前结交甚广,幕府中尚有可用之人,不然真的成光杆司令了。他授命徐寿和华蘅芳为军械所的工程师,开始一同探索造船的方法。
1862年3月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制造出一部轮船发动机。曾国藩兴致勃勃地观看试验,试验结果,他颇为满意,“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洋人的长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到手了,从此以后,洋人再没有恃以藐视中国的东西了。爱国之心,报国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从一部略具雏形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行驶水上的完整轮船,中间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还要进行艰苦复杂的研制工作,这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将来研制成功,投入批量生产,还需要“制造机器的机器”,不能不预作准备。1864年1月终于成功建造了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轮船,曾国藩命名为“黄鹄”号,预示中国会一飞冲天不再受人宰割。后来又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第三次调任两江总督,对制造总局的造船工作仍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871年(同治十年)11月19日,他到了上海,又一次视察江南制造总局。这时江南共造轮船四艘,除“恬吉”(后改为“惠吉”号)外,曾国藩为另外三艘轮船命名为“操江”、“测海”、“威靖”号。他登船检阅时,思绪万千。
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曾国藩看到,洋人制造机器,全根据数字推算,其中的记录,均以图纸为根据。然而,由于彼此之间文义不通,所以虽然每天都和机器打交道,但并不清楚其使用机器与制造机器的原理。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靠翻译,所以曾国藩在“机器母厂”特设“翻译馆”,聘请英国伟烈亚力、傅兰雅,美国玛高温以及徐寿、华蘅芳等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就成为中国政府创办的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
至光绪末年,翻译的范围涉及算学、电学二化学、声学、光学、天文、地理、历史、政治、兵学、船政、工程、学务、农学、矿学、医学、图学等各个领域,这就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这样,曾国藩经营的江南制造总局,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的工业基地,而且也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对推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由此可见,向人学习是提升自我的最好方式。向友人学习有所得,向对手学习更有所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对手才可能战胜对手。
向人学习是提升自我的最好方式。向友人学习有所得,向对手学习所得也许更多。
如果说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更强更有用的人,那么向谁学习不是学习呢,只要对方有可学之处,拥有自己所没有的知识或能力,即使是敌人和对手也没有什么关系。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就像那个有仇难报的青年,面临的仇人便是英、法、德,意、日等世界列强。想不被一直欺负就要学习。但向敌人学习,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气。明白自己是为什么而学的,懂得舍弃才能获得。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曾国藩把引进西方科学,兴办近代工业作为“自强御悔”的大计,成为兴办洋务运动的先驱。他舍弃了名臣的光环,只为创造一线救国的曙光。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痛陈:“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他清醒地认识到,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发动侵华战争,所恃者无非船坚炮利。中国要自强御侮,也需要船坚炮利,要船坚炮利非办洋务不可。他认为可以借助洋人的力量压制太平军,先达到“安内”的目的。当然,心里要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最终的目标还是要自强。
曾国藩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非当时一般达官贵人所能比拟。他的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造炮制船的主张与行动,是洋务运动的第一步。
当曾国藩与太平军全力争夺安庆,出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需要,恭亲王奕䜣提出“购买外洋船炮”时,曾国藩立即附和说“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国之第一要务”。英法等西方列强所擅者船坚炮利,如能陆续购买,据为已有,西方列强就会“失其所恃”。比起恭亲王,曾国藩看得更远,他不满足于购买,而要立足于自己设厂制造,如此不仅可以“剿发逆”,更可以“勤远略”“富国强兵”。他明白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自身的强大才是保国的根本。、1861年攻克安庆后,曾国藩便率先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山炮及洋炮洋枪。经费来源主要从湘军军费中拨支,雇用工人近百,其中一部分是湘军勇丁,一部分是从河南招募来的工匠。曾国藩由此成为“洋务派”的领袖。
1862年2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要讲求自强,就得革新政治,访求人才,以学西洋制造船炮技术为基本要务,一旦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还是相互敌对,我们都有回旋的余地和一定的主动权,否则,与洋人没道理可讲,只能受人欺侮。
事业之初,曾国藩几乎是一无所有,要钱没钱,要人缺人。幸好他之前结交甚广,幕府中尚有可用之人,不然真的成光杆司令了。他授命徐寿和华蘅芳为军械所的工程师,开始一同探索造船的方法。
1862年3月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制造出一部轮船发动机。曾国藩兴致勃勃地观看试验,试验结果,他颇为满意,“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洋人的长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到手了,从此以后,洋人再没有恃以藐视中国的东西了。爱国之心,报国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从一部略具雏形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行驶水上的完整轮船,中间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还要进行艰苦复杂的研制工作,这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将来研制成功,投入批量生产,还需要“制造机器的机器”,不能不预作准备。1864年1月终于成功建造了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轮船,曾国藩命名为“黄鹄”号,预示中国会一飞冲天不再受人宰割。后来又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第三次调任两江总督,对制造总局的造船工作仍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871年(同治十年)11月19日,他到了上海,又一次视察江南制造总局。这时江南共造轮船四艘,除“恬吉”(后改为“惠吉”号)外,曾国藩为另外三艘轮船命名为“操江”、“测海”、“威靖”号。他登船检阅时,思绪万千。
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曾国藩看到,洋人制造机器,全根据数字推算,其中的记录,均以图纸为根据。然而,由于彼此之间文义不通,所以虽然每天都和机器打交道,但并不清楚其使用机器与制造机器的原理。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靠翻译,所以曾国藩在“机器母厂”特设“翻译馆”,聘请英国伟烈亚力、傅兰雅,美国玛高温以及徐寿、华蘅芳等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就成为中国政府创办的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
至光绪末年,翻译的范围涉及算学、电学二化学、声学、光学、天文、地理、历史、政治、兵学、船政、工程、学务、农学、矿学、医学、图学等各个领域,这就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这样,曾国藩经营的江南制造总局,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的工业基地,而且也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对推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由此可见,向人学习是提升自我的最好方式。向友人学习有所得,向对手学习更有所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对手才可能战胜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