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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显学”,这个“显学”说明时代对它的需要,并不是自封的。如果曾国藩躲在书斋中究心程朱理学,或许他会成为一个理学大师。但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并非理学所能挽救的。曾国藩与如其人,一生几变,每一次“变”都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由理学到“经世学”,再到“洋务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曾国藩在青少年时代就酷爱书籍。1836年的那次会试落第后,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而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旋。虽然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做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这时曾国藩身边所剩的盘缠已经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做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借与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便流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还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低,开价一百两银子一毫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期票既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少用,所费也很有限。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反正这时已是初夏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凑足回家的盘费。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这就是书籍。此一举动,显现了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
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的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还债),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这样,自北京会试以来,就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一些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所以,他后来回顾自己的读书治学过程时说:“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忧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出而致用,终能剿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然而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绝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他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和武备良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著作。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的倡导“王学”有极大关系。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并把《船山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史论)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来读的。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先就大量反复地阅读了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尤其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已烂熟于心,多有心得体会,日记中均有记载。在他的推荐与倡导下,一些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开始研读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遗书》刻成之后更加形成高潮。当然,这批将领也不是仅仅研读船山著作,而且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 -->>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显学”,这个“显学”说明时代对它的需要,并不是自封的。如果曾国藩躲在书斋中究心程朱理学,或许他会成为一个理学大师。但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并非理学所能挽救的。曾国藩与如其人,一生几变,每一次“变”都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由理学到“经世学”,再到“洋务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曾国藩在青少年时代就酷爱书籍。1836年的那次会试落第后,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而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旋。虽然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做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这时曾国藩身边所剩的盘缠已经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做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借与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便流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还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低,开价一百两银子一毫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期票既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少用,所费也很有限。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反正这时已是初夏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凑足回家的盘费。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这就是书籍。此一举动,显现了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
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的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还债),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这样,自北京会试以来,就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一些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所以,他后来回顾自己的读书治学过程时说:“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忧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出而致用,终能剿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然而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绝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他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和武备良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著作。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的倡导“王学”有极大关系。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并把《船山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史论)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来读的。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先就大量反复地阅读了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尤其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已烂熟于心,多有心得体会,日记中均有记载。在他的推荐与倡导下,一些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开始研读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遗书》刻成之后更加形成高潮。当然,这批将领也不是仅仅研读船山著作,而且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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