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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关涉历史的文艺作品的创作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历史的外衣就应当包裹历史的身躯”（熊召政）；一种认为历史剧应当借古讽今借古喻今（邹静之）。走哪条路更好见仁见智，分别秉承这两种观点创作出的作品都不乏成功的例子，怕就怕骑墙的态度，比如汉武大帝。
对汉武大帝的诟病主要集中与两点：与史实不符；对白太过现代。争论只是创作者与观看者观念冲突的表象，且观众往往因为只负责表达愤怒，不负责理性思考而不能击中作品的要害，所以导演对大众声音的置之不理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历史剧”和“历史”一字之差究竟可以给艺术创作多大的空间？与史实应该符合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把这些完全交由史学家评判并不明智。就像让法学家来看法制题材的电视剧，看到的只能是作品在法律常识上的千疮百孔，但因此就否定一部电视剧的艺术成就未免太过武断。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已有共识，即大的历史脉络历史事件不能做丝毫改动，细节上可以发挥虚构。因此汉武大帝中一些人物的历史命运与历史不符就变得难以容忍。既然戴着“历史正剧”的枷锁（而非荣誉，因为它带来的更多是掣肘），就应尽可能地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在历史已风化为化石的骨架上附以血肉使之鲜活。这也是我更赞同的一种观点。借古讽今不过是拿历史的形式说现在的事，一则容易扭曲历史成为徒有其表的古装剧，二则容易主题先行，而主题先行是走不远的（金庸）。
纵然汉武大帝在历史问题上有诸多漏洞，但它作为历史剧无庸置疑。那么我们需要怎样的历史剧？历史是客观的，而艺术作品很难不搀杂创作者的主观评判，他们能做的，不过是尽量客观地、艺术地展示那个年代的悲戚与壮烈，而后让观众各取所需、各自回味。
至于为封建帝王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事的确存在“燃烧自己，温暖大地”的谄媚歌词即是明证，但从另一方面讲，叫嚣着剁碎这些狗皇帝的人也不见得高明，借古讽今或以今讽古都不足取。你想用现在的道德准则约束这些封建帝王时，他们早已化成灰了。
值得褒奖的倒是汉武大帝的大民族观，它并没有把匈奴作为正义的对立面来塑造，而是把它作为中华民族的一支给予了同样的同情和赞美。捍卫家园的英雄永远被歌颂，背信弃义的叛徒永远遭唾弃。漠北会战一节，导演的镜头对准的不仅是汉军凯旋的喜悦，还有匈奴惨败的悲壮。
诸如“历史剧往何处去”的问题我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回答，因为学者们对“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的真实性仍在争论不休。我能确定的是，电视剧是任人指摘的小姑娘。所以，汉武大帝不仅要应对历史学家的批评，还要应对观众的责难。
汉武大帝的尴尬恰在于妄图在史记汉书搭建的舞台上追求自由的、艺术的表达。说汉武大帝不能不提胡玫，说胡玫不能不提雍正王朝。显然，胡玫在转风格，由厚重扎实转向灵动飘逸。滑稽的是，貌似扎实的雍正王朝依附的是以我浅薄的识见看来在艺术上和历史上都不甚严谨的二月河的小说，看来空灵的汉武大帝根据的却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正史。
学者对雍正王朝历史谬误的指责一直不绝于耳，而它在观众中、在文艺界似乎享有不错的口碑，或许是因为它恪守了电视剧的本分——好看。相比之下，汉武大帝的精彩程度就略逊一筹，人物上，窦婴、田玢、窦太后的命运起伏也颇具可看性，可总觉得还差了点什么，隔靴搔痒，很不过瘾；剧情上，堆砌史料，较为松散，缺乏情节张力。如果不能做到史实无可挑剔，又不能做到故事扣人心弦，那就怪不得观众怨声载道了。
风格的华美飘逸也不能算作汉武大帝的缺点，若论华丽很难有作品超过大明宫词，可它达到的成就有目共睹，并且无人去评判它在历史上的可靠度，华彩掩盖了一切。错就错在汉武大帝还没能把灵动的风格做到极致就要顾及正剧的种种使命，结果两头儿不靠。
观众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编导，他们的尝试绝不是任意妄为，而是在“新古典主义”理念指导下的创新。现代化的表演、现代化的台词只是“新古典主义”旗下的表现形式，你可以不认同这种风格，但不能将其归为编导的无知。胡玫作为一个中年女导演非常难得地努力在自己的作品里添加现代意识，这是一种无畏；是否无知，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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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关涉历史的文艺作品的创作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历史的外衣就应当包裹历史的身躯”（熊召政）；一种认为历史剧应当借古讽今借古喻今（邹静之）。走哪条路更好见仁见智，分别秉承这两种观点创作出的作品都不乏成功的例子，怕就怕骑墙的态度，比如汉武大帝。
对汉武大帝的诟病主要集中与两点：与史实不符；对白太过现代。争论只是创作者与观看者观念冲突的表象，且观众往往因为只负责表达愤怒，不负责理性思考而不能击中作品的要害，所以导演对大众声音的置之不理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历史剧”和“历史”一字之差究竟可以给艺术创作多大的空间？与史实应该符合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把这些完全交由史学家评判并不明智。就像让法学家来看法制题材的电视剧，看到的只能是作品在法律常识上的千疮百孔，但因此就否定一部电视剧的艺术成就未免太过武断。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已有共识，即大的历史脉络历史事件不能做丝毫改动，细节上可以发挥虚构。因此汉武大帝中一些人物的历史命运与历史不符就变得难以容忍。既然戴着“历史正剧”的枷锁（而非荣誉，因为它带来的更多是掣肘），就应尽可能地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在历史已风化为化石的骨架上附以血肉使之鲜活。这也是我更赞同的一种观点。借古讽今不过是拿历史的形式说现在的事，一则容易扭曲历史成为徒有其表的古装剧，二则容易主题先行，而主题先行是走不远的（金庸）。
纵然汉武大帝在历史问题上有诸多漏洞，但它作为历史剧无庸置疑。那么我们需要怎样的历史剧？历史是客观的，而艺术作品很难不搀杂创作者的主观评判，他们能做的，不过是尽量客观地、艺术地展示那个年代的悲戚与壮烈，而后让观众各取所需、各自回味。
至于为封建帝王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事的确存在“燃烧自己，温暖大地”的谄媚歌词即是明证，但从另一方面讲，叫嚣着剁碎这些狗皇帝的人也不见得高明，借古讽今或以今讽古都不足取。你想用现在的道德准则约束这些封建帝王时，他们早已化成灰了。
值得褒奖的倒是汉武大帝的大民族观，它并没有把匈奴作为正义的对立面来塑造，而是把它作为中华民族的一支给予了同样的同情和赞美。捍卫家园的英雄永远被歌颂，背信弃义的叛徒永远遭唾弃。漠北会战一节，导演的镜头对准的不仅是汉军凯旋的喜悦，还有匈奴惨败的悲壮。
诸如“历史剧往何处去”的问题我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回答，因为学者们对“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的真实性仍在争论不休。我能确定的是，电视剧是任人指摘的小姑娘。所以，汉武大帝不仅要应对历史学家的批评，还要应对观众的责难。
汉武大帝的尴尬恰在于妄图在史记汉书搭建的舞台上追求自由的、艺术的表达。说汉武大帝不能不提胡玫，说胡玫不能不提雍正王朝。显然，胡玫在转风格，由厚重扎实转向灵动飘逸。滑稽的是，貌似扎实的雍正王朝依附的是以我浅薄的识见看来在艺术上和历史上都不甚严谨的二月河的小说，看来空灵的汉武大帝根据的却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正史。
学者对雍正王朝历史谬误的指责一直不绝于耳，而它在观众中、在文艺界似乎享有不错的口碑，或许是因为它恪守了电视剧的本分——好看。相比之下，汉武大帝的精彩程度就略逊一筹，人物上，窦婴、田玢、窦太后的命运起伏也颇具可看性，可总觉得还差了点什么，隔靴搔痒，很不过瘾；剧情上，堆砌史料，较为松散，缺乏情节张力。如果不能做到史实无可挑剔，又不能做到故事扣人心弦，那就怪不得观众怨声载道了。
风格的华美飘逸也不能算作汉武大帝的缺点，若论华丽很难有作品超过大明宫词，可它达到的成就有目共睹，并且无人去评判它在历史上的可靠度，华彩掩盖了一切。错就错在汉武大帝还没能把灵动的风格做到极致就要顾及正剧的种种使命，结果两头儿不靠。
观众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编导，他们的尝试绝不是任意妄为，而是在“新古典主义”理念指导下的创新。现代化的表演、现代化的台词只是“新古典主义”旗下的表现形式，你可以不认同这种风格，但不能将其归为编导的无知。胡玫作为一个中年女导演非常难得地努力在自己的作品里添加现代意识，这是一种无畏；是否无知，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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