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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小曼才收集到薄薄的一扎《爱眉小札》，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她在序中表达了她的心愿：今天是志摩四十岁的纪念日子，虽然什么朋友亲戚都不见一个，但是我们两个人合写的日记却已送了最后的校样来了，为了纪念这部日记的出版，我想趁今天写一篇序文，因为把我们两个人呕血写成的日记在这个日子出版，也许是比一切世俗的仪式要有价值有意义得多。
徐志摩尚在人世的时候，托付红颜知己林徽因、凌叔华，以及好友胡适、沈从文，说万一自己先走了，请他们整理诗文书信，弄一套全集，也算对后人有个交代——可诗人去世，朋友们各自飘零，仅有陆小曼为其遗愿忙碌奔波。更凄凉的是，胡适、林徽因等人根本不把徐志摩的一些书信交给她。
陆小曼背负着“害死”徐志摩的罪名，时常自责。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名媛是锦盒里的美玉，温室中的玫瑰，岂是穷诗人能占据的？
八年抗战，翁瑞午和陆小曼倒也挺了过来。当时的陆小曼已经离不开鸦片，据才女苏雪林回忆：“小曼长年卧病，连见我们也是在病榻上。我记得她的脸色白中泛青，头发也是蓬乱的，一口牙齿脱落精光，也不另镶一副，牙龈也是黑黑的，可见毒瘾之深。”也许觉得该重新振作，陆小曼强撑病体忙碌起来，依旧是为徐志摩。1947年3月，晨光图书公司再出版《志摩日记》，里面包括《西湖记》、《爱眉小札》、《眉轩琐语》、《一本没有颜色的书》和《小曼日记》五个部分，小曼在序中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我决心要把志摩的书印出来，让更多的人记住他，认识他。这本日记的出版是我工作的开始……我预备慢慢地把志摩的东西出齐了，然后再写一本我们两人的传记，只要我能够完成上述的志愿，那我一切都满足了。
解放前夕，故交旧友四散飘零。等到新中国成立，陆小曼已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953年，翁瑞午的发妻逝世，陆小曼搬到了翁的家中。
1956年，在上海美协举办的一次画展中，有陆小曼的一幅作品参加展出。陈毅元帅去参观，看到画上署名“陆小曼”，就问身边的人：“这画很好嘛！她的丈夫是不是徐志摩？徐志摩是我的老师。”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陈毅诧异沉寂多年的陆小曼居然还健在，又问知陆小曼就住在上海，生活无着。陈毅就说：“徐志摩是有名的诗人，陆小曼也是个才女，这样的文化老人应该予以照顾。”不久，陆小曼被安排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不久后，陆小曼又被聘为上海中国画院的画师，在上海中国画院保存着陆小曼刚进院时写的一份“履历”：我廿九岁时徐志摩飞机遇害，我就一直生病。到1938年卅五岁时与翁瑞午同居。翁瑞午后来生严重的肺病，一直到现在还是要吐血，医药费是很高的……我又时常多病，所以我们的经济一直困难。翁瑞午虽有香港的女儿给他寄一点钱，也不是经常的。我在1956年之前一直没有出去做过事情，在家看书，也不出门，直到进了文史馆。
陆小曼曾说自己跟翁瑞午谈不上爱，但有感情，在自己落魄的时候，“翁虽贫困已极，但始终照顾得无微不至，廿多年了，吾何能把他逐走呢？”念及徐志摩，陆小曼这样说：“我的所作所为，志摩都看到了，志摩会了解我，不会怪罪我。”她还说：“情爱真不真，不在脸上、嘴上、而在心中。冥冥间，睡梦里，仿佛我看见、听见了志摩的认可。”
陆小曼的学生王敬之曾经如此评论翁瑞午：“翁瑞午跟陆小曼的关系，却不能简单地责之以‘朋友妻不可欺’。陆小曼从来不事生产，全赖翁一直是黑（烟）白（饭）供应无缺，在陆年老色衰之后翁仍侍奉不改，也不能不算是情义很重的了。”台湾学者陈定山在他的《春申旧闻续篇》中写道：“现代青年以为徐志摩是情圣，其实我以为做徐志摩易，做翁瑞午难。”
陆小曼才收集到薄薄的一扎《爱眉小札》，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她在序中表达了她的心愿：今天是志摩四十岁的纪念日子，虽然什么朋友亲戚都不见一个，但是我们两个人合写的日记却已送了最后的校样来了，为了纪念这部日记的出版，我想趁今天写一篇序文，因为把我们两个人呕血写成的日记在这个日子出版，也许是比一切世俗的仪式要有价值有意义得多。
徐志摩尚在人世的时候，托付红颜知己林徽因、凌叔华，以及好友胡适、沈从文，说万一自己先走了，请他们整理诗文书信，弄一套全集，也算对后人有个交代——可诗人去世，朋友们各自飘零，仅有陆小曼为其遗愿忙碌奔波。更凄凉的是，胡适、林徽因等人根本不把徐志摩的一些书信交给她。
陆小曼背负着“害死”徐志摩的罪名，时常自责。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名媛是锦盒里的美玉，温室中的玫瑰，岂是穷诗人能占据的？
八年抗战，翁瑞午和陆小曼倒也挺了过来。当时的陆小曼已经离不开鸦片，据才女苏雪林回忆：“小曼长年卧病，连见我们也是在病榻上。我记得她的脸色白中泛青，头发也是蓬乱的，一口牙齿脱落精光，也不另镶一副，牙龈也是黑黑的，可见毒瘾之深。”也许觉得该重新振作，陆小曼强撑病体忙碌起来，依旧是为徐志摩。1947年3月，晨光图书公司再出版《志摩日记》，里面包括《西湖记》、《爱眉小札》、《眉轩琐语》、《一本没有颜色的书》和《小曼日记》五个部分，小曼在序中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我决心要把志摩的书印出来，让更多的人记住他，认识他。这本日记的出版是我工作的开始……我预备慢慢地把志摩的东西出齐了，然后再写一本我们两人的传记，只要我能够完成上述的志愿，那我一切都满足了。
解放前夕，故交旧友四散飘零。等到新中国成立，陆小曼已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953年，翁瑞午的发妻逝世，陆小曼搬到了翁的家中。
1956年，在上海美协举办的一次画展中，有陆小曼的一幅作品参加展出。陈毅元帅去参观，看到画上署名“陆小曼”，就问身边的人：“这画很好嘛！她的丈夫是不是徐志摩？徐志摩是我的老师。”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陈毅诧异沉寂多年的陆小曼居然还健在，又问知陆小曼就住在上海，生活无着。陈毅就说：“徐志摩是有名的诗人，陆小曼也是个才女，这样的文化老人应该予以照顾。”不久，陆小曼被安排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不久后，陆小曼又被聘为上海中国画院的画师，在上海中国画院保存着陆小曼刚进院时写的一份“履历”：我廿九岁时徐志摩飞机遇害，我就一直生病。到1938年卅五岁时与翁瑞午同居。翁瑞午后来生严重的肺病，一直到现在还是要吐血，医药费是很高的……我又时常多病，所以我们的经济一直困难。翁瑞午虽有香港的女儿给他寄一点钱，也不是经常的。我在1956年之前一直没有出去做过事情，在家看书，也不出门，直到进了文史馆。
陆小曼曾说自己跟翁瑞午谈不上爱，但有感情，在自己落魄的时候，“翁虽贫困已极，但始终照顾得无微不至，廿多年了，吾何能把他逐走呢？”念及徐志摩，陆小曼这样说：“我的所作所为，志摩都看到了，志摩会了解我，不会怪罪我。”她还说：“情爱真不真，不在脸上、嘴上、而在心中。冥冥间，睡梦里，仿佛我看见、听见了志摩的认可。”
陆小曼的学生王敬之曾经如此评论翁瑞午：“翁瑞午跟陆小曼的关系，却不能简单地责之以‘朋友妻不可欺’。陆小曼从来不事生产，全赖翁一直是黑（烟）白（饭）供应无缺，在陆年老色衰之后翁仍侍奉不改，也不能不算是情义很重的了。”台湾学者陈定山在他的《春申旧闻续篇》中写道：“现代青年以为徐志摩是情圣，其实我以为做徐志摩易，做翁瑞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