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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进了汉中的深山老林。
原本几万精锐手下，被打得只剩一个零头，甚至连他最可靠的亲信祁总管，也带着人当了叛徒，在山沟里受冻的李自成，感到了刺骨的寒意。
如果是张献忠，到这个时候，估计早就投降洗洗睡了，但李自成依然不投降，他依然坚定。
但再坚定，都要解决问题，李自成明白，老待在山里，终究是不行的，必须走出去。
经过分析，他正确地认识到，四川是不能去了，陕西也不能去了，要想有所成就，唯一的目的地，是河南。
河南有人口，有灾荒，加上还有几个从前的老战友，所以，这是李自成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而从汉中到河南，必须经过南原。
南原，位于潼关附近，是此去必经之路，为了交通安全，李自成在出发前，进行了长期侦查，摸清地形，为了麻痹敌人，他在山区蹲了一个多月，直到所有官军撤走，才正式上路。
一路上，李自成相当机灵，数次避过官军，但终究有惊无险地到了南原。
南原是他的最后一站，只要通过这里，他的命运就将彻底改变。
一个月前，当李自成只剩一千余人，躲进山里的时候，孙传庭认为，这是歼灭李自成的最好时机，必须立刻进山围剿，至少也要围困。
然而，洪承畴反对，他认为既不要围剿，也不用围困。
孙传庭很愤怒，他判定，李自成必定会再次出山，而且他的进攻方向，一定是河南。
这一次，洪承畴没有反对，他说，确实如此。
既然确实如此，为什么不全力围剿呢？
因为最好的围剿地点，是潼关南原，无论他从何处出发，那里是他的必经之路。
所以当李自成全军进入南原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
据史料记载，为了伏击李自成，孙传庭集结了三万以上的兵力，每隔数十里，就埋伏一群人，山沟、丛林，只要能塞人的地方，都塞满。
如此架势，别说突围，就算是挤，估计都挤不出去。
所以从战斗一开始，就毫无悬念，蜂拥而上的明军开始猛攻，挨了闷棍后，李自成开始突围，往附近的山里跑，然而跑进去才发现，明军比他进来得还早，于是又往外跑，跑了一天，没能跑出去。
参考消息
李自成的小舅子高一功
始终跟随李自成左右的高一功，是其妻高氏的亲弟，作战勇猛不要命，且极有头脑，能谋善辩，难得的是他誓死维护姐夫。吴三桂借兵报父仇，引清兵入关，奉命镇守要害之地榆林的就是他。与阿济格的一场恶战，终于拖延了清军的步伐，为姐夫的转移争取了时间。李自成在通城县九宫山殉难后，随李过进入湖南平江县据寨自守。顺治年间战死。
李自成部余下的一千多人，是他的精锐亲军。九年来，南征北战，无论是四川、陕西，钻山沟、绕树林，都坚定不移地跟着走。
到了南原，就再也走不动了。
虽然经过拼死厮杀，终究没能突围出去，从白天打到晚上，一千个人，只剩下了十八个。
李自成也是十八个人之一，他趁着夜色，率领部将刘宗敏，逃出了包围圈，他的手下全军覆没，老婆、孩子全部被俘。
在一片黑暗中，孤独的李自成逃入了商洛山，在那里，他将开始艰难的等待。
至此，西北民变基本平息，几位著名头领，基本都被按平，要么灭了，要么投降，没灭也没降的，似乎也很悲哀，毕竟连被灭的价值都没有，是很郁闷的。
张献忠老实了，现在经济形势这么差，工作不好找，如果再去造反，吃饭都成问题，所以他收回了自己的再就业计划，开始踏踏实实当个地主（谷城基本归他管）。
消停了。
民变基本平息，朝廷基本安定，要走的走了，要杀的杀了，要招安的也招安了，经过长达十年的混乱，大明终于等来了曙光。
对目前的情况，崇祯很高兴，他忙活了十年，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曾对大臣说，再用十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
十年？
一年都没有。
看到光明的崇祯并不知道，他看到的，并不是曙光，而是回光，回光返照。
天朝上邦
几乎就在李自成全军覆没的同时，一件事情的发生，再次改变了大明帝国的命运。
崇祯十一年（1638），皇太极决定，进攻明朝。清军兵分两路，多尔衮率左翼军，岳托率右翼军，越过长城，发动猛攻。
李自成逃跑路线
应该说，为了这次进攻，皇太极是很费心思的，他不去打关宁防线（也是实在打不过来），居然绕了个大圈，跑到了密云。
密云的守军很少，但几乎没人认为，清军会从这里进攻，因为这里山多，且险，要从这里过来，要爬很多山，而且很难爬，要爬很久。从这里打进来，那是绝无可能。
据说经常卖假古董的人，最喜欢听到的话，就是某位很懂行的顾客，很自信地表示，古董的某某特征，是绝对仿不出来的。
皇太极有没有卖过古董，那是无从考证，但他选择的地方，就是这里，他的战术非常简单，就是爬山。
清军爬过来的时候，蓟辽总督吴阿衡正在喝酒，且喝大了，脑袋比较晕，清军都到密云了，他才明白过来。
人喝醉之后，有两个后果：一、头疼；二、胆子大。
这两个后果，吴总督都有，最终后果是，头疼的吴总督，胆大无比，带着几千人，就奔着清军去了。
喝醉的人，要是一打一，仗着抗击打能力，还有点儿胜算，但要是群殴，也就只能被殴，没过多长时间，吴总督就被殴死了，清军突破长城防线，全线进攻，形势万分危急。
密云距离北京，今天坐车，如果没堵车，大致是两个钟头，当年骑马，如果没堵马，估计也就一两天。
离京城一两天，也就是离崇祯一两天，所以消息传到京城，大家都很恐慌，只有几个人不慌，其中之一，就是崇祯。
崇祯之所以不慌，是因为六个月前，他就知道清军会进攻，而且连进攻的时间，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六个月前，有一个人将攻击的时间、方式都告诉了他，这个人并非间谍，也不是卧底，他的名字，叫皇太极。
半年前的一天，杨嗣昌曾在私下场合对崇祯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比较长，所以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
在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跟匈奴议和了。
这个故事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让崇祯去跟清朝和谈。
客观地讲，这是唯一的方法。
就军事实力而言，当时的清朝虽然军队人数不多（最大兵力二十万），但战斗力相当强（某些西方军事学家跟着凑热闹，说是十七世纪最强的骑兵），明朝的军队人数，大致在六十万到八十万左右，但能打仗的（辽东系、洪兵、秦兵），也就是二十多万，要真拉开了打，估计也不太行。
好在地形靠谱，守着几个山口，清军也打不过来，所以按照常理，是能够维持的。
但要命的是后院起火，出了李自成等一干猛人，只能整天拆东墙补西墙，所以杨嗣昌建议，跟清朝和谈，先解决内部矛盾。
其实杨嗣昌的故事，还有下半段：刘秀跟匈奴和谈，搞定内部后，没过多少年，就派汉军出塞，把匈奴打得落荒而逃。
所谓秋后算账，虽然杨嗣昌没讲，但崇祯明白，所以他决定，先忍一口气，跟清朝和谈，先搞定内部问题。
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三个人，包括崇祯、杨嗣昌、太监高起潜。
为保证万无一失，和谈使者是不能派的，杨嗣昌不知去哪里寻摸来个算命的，跑到皇太极那边，说要谈判。
皇太极的态度相当好，说愿意和谈，而且表示，如果和谈成功，就马上率军撤回原地。
当然，这位老兄一向不白给，末了还说了一句，如果和谈不成功，我就打过去，具体时间，是在今年的秋天。
崇祯愿意和谈，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过了几个月，在他的暗中指使下，杨嗣昌正式提出，建议与清朝和谈。
此后的事情，打死他都想不到。
建议提出后，按史料的说法，赞成的人很少，反对的人很多，事实上，是只有人反对，没有人赞成。
最先蹦出来的，是六部的几个官员，骂了杨嗣昌，然后是一拨言官，说杨嗣昌卖国，应该拉出去千刀万剐，全家死光光。
但把这件事最终搅黄的，是最后出场的一个人——黄道周。
黄道周同志的简历，我就不多说了，这位仁兄后来有个外号，叫“黄圣人”，后来跟清军死战到底，堪称名副其实。
黄圣人当着皇帝的面，直接跟杨嗣昌搞辩论，一通天理人欲，先把杨嗣昌说晕，然后发挥特长（他的专业是理学），从理论角度证明，杨嗣昌主张议和，是天理难容、违背人伦等。
说了半天，杨嗣昌基本没有还手之力，崇祯虽然气不过，但黄先生理论基础太扎实，也没办法，等辩论完了，也不宣布结果，当场就下了令，黄道周连降六级，到外地去搞地方建设。
皇帝大人虽然出了气，但和谈是绝不可能了，杨嗣昌再也没提，大家都能等，皇太极例外，他在关外等了几个月，眼看没了消息，认定是被忽悠了，就又打了进来。
对当时的崇祯而言，和谈是最好的出路，其实问题很简单。当年汉高祖如此英雄，还得往匈奴送人和亲，皇太极从来没要过人，无非是要点儿钱，弄点儿干货，也就完事了。
但如此简单的问题，之所以搞得这么复杂，如此多人反对，其实只是因为一件东西——心态。
我曾研习过交通史（中外交往），惊奇地发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人其实差不多。穷了，就瞧不起你、打你；富了，就给你面子、听话。
比如美国，说谁是流氓谁就是流氓，说打谁就打谁，盟友遍布天下，时不时还搞个会盟，弄个盟军，全世界人民都羡慕。
但这事你要真信了，那就傻了，要知道，那都是拿钱砸出来的。听话，就是友好邻邦，就给美元、给援助，很人道；不听话，就是流氓国家，给导弹，很暴力。
而且山姆大叔是真有钱，导弹那是贵，一百万美元一个，照扔，一扔就几十个，心眼太实在。我估摸着，要全换成手榴弹，从飞机上往下扔，也能扔个把月。
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实力。
谁有实力，谁就是大爷，没实力，就是孙子。美国有实力，其实也就一百多年，趁着英国老大爷跟德国老大爷干仗，奋发图强，终成超级大爷。
相比而言，中国当大爷的时间，实在是比较长，自打汉朝起，基本就是世界先进国家，虽然中途闹腾过，后来唐朝时又起来了，也是全世界人民羡慕，往死了派留学生。相对而言，欧洲除了罗马帝国挺得比较久，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帮封建社会的职业文盲砍来砍去。直到明朝中期，中国都是世界领先。
参考消息
“助顺将军”黄道周
相传黄道周就义后大约十年，有人在武夷山看见一个黄衫老者策杖信步于山林水泉之间，面目眉眼酷似黄圣人（其实认识他的没几个）。百姓认为黄道周已经化仙为神，于是捐款建庙，让他享受崇祀，得人间香火。为避清廷压迫，不敢直接以黄道周祠命名，便称其为“助顺将军”。乾隆年间，有黄姓移民在此请奉香火入台，于艋竹巷尾建小庙供奉。直到现在，台北市也有一座助顺将军庙，庙便位于康定路上，祭祀黄圣人的香火依然不断。
鉴于时间太久，心态难免有点儿问题，比如后来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当大爷了，就派使者到中国，见到乾隆。本意大致是要跟中国通商。
然而，乾隆同志对他们说，回去给你们乔治（当时的英国国王）带个信，就说你的孝心我知道了，你的贡品我收到了（战舰模型），我天朝应有尽有，你就不要再费心了，给我送这些东西，是比较耽误事的，你们那里是蛮荒之地，生活很困难，好好种地，我这里东西很多，赏点儿给你，回家好好用吧。
几十年后，在蛮荒之地种地的英国农民们，驾驶着战舰打了进来。
这种毛病由来已久，毕竟牛了太多年，近的朝鲜、越南、日本且不说，最远的，能打到中亚、西伯利亚。自古以来，就是天朝上邦，四方来拜。外国使臣来访，表面上好吃好喝招待着，临走还捎堆东西，说天朝物产丰富，什么都有，只管拿。背地里说人家是蛮夷，没文化，落后，看你可怜，给你几个赏钱。
牛的时候，怎么干都行。等到不牛了，还想怎么干都行，那就不行了。
明朝的官员思维，大致就是如此。就军事实力而言，谈判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没有人选择。
这种行为，说得好听点儿，叫坚持原则。说得不好听，叫不识时务。明朝最后妥协的机会，就这样被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拒绝了。
十年前，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曾经很讨厌黄道周，讨厌这个固执、不识时务的人。我始终认为，他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
直到我知道了黄道周的结局。
参考消息
清代是如何应对使节的
乾隆年间，有英国使者带着英国国王的亲笔信前来觐见乾隆帝，被朝臣威胁行跪礼，最终英使以觐见教皇的礼节单膝叩拜了乾隆，双方对此都很不满意。到了同治朝，不平等条约虽然签着，对外国以番邦小国的态度却依然未曾改变。外国使节要求以觐见本国君主的礼节觐见中国皇帝，但当时翰林院编修吴大澄极力反对外国使节这样做。他认为朝廷的礼仪是大清朝两百年来的宝贵财富，外国人应当入乡随俗，不应该破坏祖宗旧制，辱我国体。
七年后，当清军入关时，在家赋闲的黄道周再次出山，辅佐唐王。
唐王的地盘，大致在福建一带，他是个比较有追求的人，很想打回老家，可惜他有个不太有追求的下属——郑芝龙。
郑芝龙的打算，是混，无论清朝明朝，自己混好就行。唐王打算北伐，郑芝龙说你想去就去，反正我不去。
唐王所有的兵力，都在郑芝龙的手里，所以说了一年多，只打雷不下雨。
这时黄道周站出来，他说：“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坐而待毙，何如出关迎敌。”
唐王很高兴，说你去北伐吧，然后他说，我没有兵给你。
黄道周说，不用，我自己招兵。
然后他回到了家，找到了老乡、同学、学生，招来了一千多人。
大部分人都是百姓。
隆武元年（唐王年号，1645），黄道周出师北伐。他的军队没有经验，从未上过战场，甚至没有武器。他们拥有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叫做锄头、扁担。所以这支军队在历史上的名字，叫做“扁担军”。
黄道周的妻子随同出征，她召集了许多妇女，一同前往作战，这支部队连扁担都没有，史称“夫人军”。
就算是最白痴的白痴，也能明白，这是自寻死路。
然而，黄道周坚定地向前进发，明知必死无疑。正如当年他拒绝和谈，绝不妥协。
三个月后，他在江西婺源遭遇清军，打了这支队伍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
结果毫无悬念，批判的武器没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黄道周全军覆没。黄道周被俘，被送到了南京，无数人轮番出面劝他投降，他严词拒绝。
三个月后，他在南京就义，死后衣中留有血书，内容共十六字：
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落款：
大明孤臣黄道周。
正如当年的他，不识时务，绝不妥协。
有人曾对我说，文明的灭绝是正常的，因为麻烦太多，天灾人祸、内斗外斗，所以四大文明灭了三个，只有中国文明流传至今，实在太不容易。
我想想，似乎确实如此，往近了说，从鸦片战争起，全世界强国（连不强的都来凑热闹）欺负我们，连打带抢带烧带杀，还摊上个“量中华之物力”配合人家乱搞的慈禧，打是打不过，搞发展搞不了（洋务），同化也同不了（人家也有文明），软不行，硬也不行，识时务的看法，是亡定了。
然而，我们终究没有亡，挺过英法联军，挺过甲午战争，挺过八国联军，挺过抗日，终究没有亡。
因为总有那么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无论时局形势如何，无论对手有多强大，无论希望多么渺茫，坚持，绝不妥协。
所以我想说的是，当年的这场辩论，或许决定了大明的未来，或许黄道周并不明智，或许妥协能够挽回危局，但不妥协的人，应该得到尊重。
面对冷酷的世间、无奈的场景，遇事妥协，不坚持到底，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的选择，因为妥协、退让很现实，很有好处。
但我认为，在人的一生中，至少有那么一两件事，应该不妥协，至少一两件。因为不妥协、坚持虽然不现实，很没好处，却是正确的。
人，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至少有一点儿。
，躲进了汉中的深山老林。
原本几万精锐手下，被打得只剩一个零头，甚至连他最可靠的亲信祁总管，也带着人当了叛徒，在山沟里受冻的李自成，感到了刺骨的寒意。
如果是张献忠，到这个时候，估计早就投降洗洗睡了，但李自成依然不投降，他依然坚定。
但再坚定，都要解决问题，李自成明白，老待在山里，终究是不行的，必须走出去。
经过分析，他正确地认识到，四川是不能去了，陕西也不能去了，要想有所成就，唯一的目的地，是河南。
河南有人口，有灾荒，加上还有几个从前的老战友，所以，这是李自成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而从汉中到河南，必须经过南原。
南原，位于潼关附近，是此去必经之路，为了交通安全，李自成在出发前，进行了长期侦查，摸清地形，为了麻痹敌人，他在山区蹲了一个多月，直到所有官军撤走，才正式上路。
一路上，李自成相当机灵，数次避过官军，但终究有惊无险地到了南原。
南原是他的最后一站，只要通过这里，他的命运就将彻底改变。
一个月前，当李自成只剩一千余人，躲进山里的时候，孙传庭认为，这是歼灭李自成的最好时机，必须立刻进山围剿，至少也要围困。
然而，洪承畴反对，他认为既不要围剿，也不用围困。
孙传庭很愤怒，他判定，李自成必定会再次出山，而且他的进攻方向，一定是河南。
这一次，洪承畴没有反对，他说，确实如此。
既然确实如此，为什么不全力围剿呢？
因为最好的围剿地点，是潼关南原，无论他从何处出发，那里是他的必经之路。
所以当李自成全军进入南原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
据史料记载，为了伏击李自成，孙传庭集结了三万以上的兵力，每隔数十里，就埋伏一群人，山沟、丛林，只要能塞人的地方，都塞满。
如此架势，别说突围，就算是挤，估计都挤不出去。
所以从战斗一开始，就毫无悬念，蜂拥而上的明军开始猛攻，挨了闷棍后，李自成开始突围，往附近的山里跑，然而跑进去才发现，明军比他进来得还早，于是又往外跑，跑了一天，没能跑出去。
参考消息
李自成的小舅子高一功
始终跟随李自成左右的高一功，是其妻高氏的亲弟，作战勇猛不要命，且极有头脑，能谋善辩，难得的是他誓死维护姐夫。吴三桂借兵报父仇，引清兵入关，奉命镇守要害之地榆林的就是他。与阿济格的一场恶战，终于拖延了清军的步伐，为姐夫的转移争取了时间。李自成在通城县九宫山殉难后，随李过进入湖南平江县据寨自守。顺治年间战死。
李自成部余下的一千多人，是他的精锐亲军。九年来，南征北战，无论是四川、陕西，钻山沟、绕树林，都坚定不移地跟着走。
到了南原，就再也走不动了。
虽然经过拼死厮杀，终究没能突围出去，从白天打到晚上，一千个人，只剩下了十八个。
李自成也是十八个人之一，他趁着夜色，率领部将刘宗敏，逃出了包围圈，他的手下全军覆没，老婆、孩子全部被俘。
在一片黑暗中，孤独的李自成逃入了商洛山，在那里，他将开始艰难的等待。
至此，西北民变基本平息，几位著名头领，基本都被按平，要么灭了，要么投降，没灭也没降的，似乎也很悲哀，毕竟连被灭的价值都没有，是很郁闷的。
张献忠老实了，现在经济形势这么差，工作不好找，如果再去造反，吃饭都成问题，所以他收回了自己的再就业计划，开始踏踏实实当个地主（谷城基本归他管）。
消停了。
民变基本平息，朝廷基本安定，要走的走了，要杀的杀了，要招安的也招安了，经过长达十年的混乱，大明终于等来了曙光。
对目前的情况，崇祯很高兴，他忙活了十年，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曾对大臣说，再用十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
十年？
一年都没有。
看到光明的崇祯并不知道，他看到的，并不是曙光，而是回光，回光返照。
天朝上邦
几乎就在李自成全军覆没的同时，一件事情的发生，再次改变了大明帝国的命运。
崇祯十一年（1638），皇太极决定，进攻明朝。清军兵分两路，多尔衮率左翼军，岳托率右翼军，越过长城，发动猛攻。
李自成逃跑路线
应该说，为了这次进攻，皇太极是很费心思的，他不去打关宁防线（也是实在打不过来），居然绕了个大圈，跑到了密云。
密云的守军很少，但几乎没人认为，清军会从这里进攻，因为这里山多，且险，要从这里过来，要爬很多山，而且很难爬，要爬很久。从这里打进来，那是绝无可能。
据说经常卖假古董的人，最喜欢听到的话，就是某位很懂行的顾客，很自信地表示，古董的某某特征，是绝对仿不出来的。
皇太极有没有卖过古董，那是无从考证，但他选择的地方，就是这里，他的战术非常简单，就是爬山。
清军爬过来的时候，蓟辽总督吴阿衡正在喝酒，且喝大了，脑袋比较晕，清军都到密云了，他才明白过来。
人喝醉之后，有两个后果：一、头疼；二、胆子大。
这两个后果，吴总督都有，最终后果是，头疼的吴总督，胆大无比，带着几千人，就奔着清军去了。
喝醉的人，要是一打一，仗着抗击打能力，还有点儿胜算，但要是群殴，也就只能被殴，没过多长时间，吴总督就被殴死了，清军突破长城防线，全线进攻，形势万分危急。
密云距离北京，今天坐车，如果没堵车，大致是两个钟头，当年骑马，如果没堵马，估计也就一两天。
离京城一两天，也就是离崇祯一两天，所以消息传到京城，大家都很恐慌，只有几个人不慌，其中之一，就是崇祯。
崇祯之所以不慌，是因为六个月前，他就知道清军会进攻，而且连进攻的时间，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六个月前，有一个人将攻击的时间、方式都告诉了他，这个人并非间谍，也不是卧底，他的名字，叫皇太极。
半年前的一天，杨嗣昌曾在私下场合对崇祯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比较长，所以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
在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跟匈奴议和了。
这个故事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让崇祯去跟清朝和谈。
客观地讲，这是唯一的方法。
就军事实力而言，当时的清朝虽然军队人数不多（最大兵力二十万），但战斗力相当强（某些西方军事学家跟着凑热闹，说是十七世纪最强的骑兵），明朝的军队人数，大致在六十万到八十万左右，但能打仗的（辽东系、洪兵、秦兵），也就是二十多万，要真拉开了打，估计也不太行。
好在地形靠谱，守着几个山口，清军也打不过来，所以按照常理，是能够维持的。
但要命的是后院起火，出了李自成等一干猛人，只能整天拆东墙补西墙，所以杨嗣昌建议，跟清朝和谈，先解决内部矛盾。
其实杨嗣昌的故事，还有下半段：刘秀跟匈奴和谈，搞定内部后，没过多少年，就派汉军出塞，把匈奴打得落荒而逃。
所谓秋后算账，虽然杨嗣昌没讲，但崇祯明白，所以他决定，先忍一口气，跟清朝和谈，先搞定内部问题。
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三个人，包括崇祯、杨嗣昌、太监高起潜。
为保证万无一失，和谈使者是不能派的，杨嗣昌不知去哪里寻摸来个算命的，跑到皇太极那边，说要谈判。
皇太极的态度相当好，说愿意和谈，而且表示，如果和谈成功，就马上率军撤回原地。
当然，这位老兄一向不白给，末了还说了一句，如果和谈不成功，我就打过去，具体时间，是在今年的秋天。
崇祯愿意和谈，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过了几个月，在他的暗中指使下，杨嗣昌正式提出，建议与清朝和谈。
此后的事情，打死他都想不到。
建议提出后，按史料的说法，赞成的人很少，反对的人很多，事实上，是只有人反对，没有人赞成。
最先蹦出来的，是六部的几个官员，骂了杨嗣昌，然后是一拨言官，说杨嗣昌卖国，应该拉出去千刀万剐，全家死光光。
但把这件事最终搅黄的，是最后出场的一个人——黄道周。
黄道周同志的简历，我就不多说了，这位仁兄后来有个外号，叫“黄圣人”，后来跟清军死战到底，堪称名副其实。
黄圣人当着皇帝的面，直接跟杨嗣昌搞辩论，一通天理人欲，先把杨嗣昌说晕，然后发挥特长（他的专业是理学），从理论角度证明，杨嗣昌主张议和，是天理难容、违背人伦等。
说了半天，杨嗣昌基本没有还手之力，崇祯虽然气不过，但黄先生理论基础太扎实，也没办法，等辩论完了，也不宣布结果，当场就下了令，黄道周连降六级，到外地去搞地方建设。
皇帝大人虽然出了气，但和谈是绝不可能了，杨嗣昌再也没提，大家都能等，皇太极例外，他在关外等了几个月，眼看没了消息，认定是被忽悠了，就又打了进来。
对当时的崇祯而言，和谈是最好的出路，其实问题很简单。当年汉高祖如此英雄，还得往匈奴送人和亲，皇太极从来没要过人，无非是要点儿钱，弄点儿干货，也就完事了。
但如此简单的问题，之所以搞得这么复杂，如此多人反对，其实只是因为一件东西——心态。
我曾研习过交通史（中外交往），惊奇地发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人其实差不多。穷了，就瞧不起你、打你；富了，就给你面子、听话。
比如美国，说谁是流氓谁就是流氓，说打谁就打谁，盟友遍布天下，时不时还搞个会盟，弄个盟军，全世界人民都羡慕。
但这事你要真信了，那就傻了，要知道，那都是拿钱砸出来的。听话，就是友好邻邦，就给美元、给援助，很人道；不听话，就是流氓国家，给导弹，很暴力。
而且山姆大叔是真有钱，导弹那是贵，一百万美元一个，照扔，一扔就几十个，心眼太实在。我估摸着，要全换成手榴弹，从飞机上往下扔，也能扔个把月。
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实力。
谁有实力，谁就是大爷，没实力，就是孙子。美国有实力，其实也就一百多年，趁着英国老大爷跟德国老大爷干仗，奋发图强，终成超级大爷。
相比而言，中国当大爷的时间，实在是比较长，自打汉朝起，基本就是世界先进国家，虽然中途闹腾过，后来唐朝时又起来了，也是全世界人民羡慕，往死了派留学生。相对而言，欧洲除了罗马帝国挺得比较久，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帮封建社会的职业文盲砍来砍去。直到明朝中期，中国都是世界领先。
参考消息
“助顺将军”黄道周
相传黄道周就义后大约十年，有人在武夷山看见一个黄衫老者策杖信步于山林水泉之间，面目眉眼酷似黄圣人（其实认识他的没几个）。百姓认为黄道周已经化仙为神，于是捐款建庙，让他享受崇祀，得人间香火。为避清廷压迫，不敢直接以黄道周祠命名，便称其为“助顺将军”。乾隆年间，有黄姓移民在此请奉香火入台，于艋竹巷尾建小庙供奉。直到现在，台北市也有一座助顺将军庙，庙便位于康定路上，祭祀黄圣人的香火依然不断。
鉴于时间太久，心态难免有点儿问题，比如后来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当大爷了，就派使者到中国，见到乾隆。本意大致是要跟中国通商。
然而，乾隆同志对他们说，回去给你们乔治（当时的英国国王）带个信，就说你的孝心我知道了，你的贡品我收到了（战舰模型），我天朝应有尽有，你就不要再费心了，给我送这些东西，是比较耽误事的，你们那里是蛮荒之地，生活很困难，好好种地，我这里东西很多，赏点儿给你，回家好好用吧。
几十年后，在蛮荒之地种地的英国农民们，驾驶着战舰打了进来。
这种毛病由来已久，毕竟牛了太多年，近的朝鲜、越南、日本且不说，最远的，能打到中亚、西伯利亚。自古以来，就是天朝上邦，四方来拜。外国使臣来访，表面上好吃好喝招待着，临走还捎堆东西，说天朝物产丰富，什么都有，只管拿。背地里说人家是蛮夷，没文化，落后，看你可怜，给你几个赏钱。
牛的时候，怎么干都行。等到不牛了，还想怎么干都行，那就不行了。
明朝的官员思维，大致就是如此。就军事实力而言，谈判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没有人选择。
这种行为，说得好听点儿，叫坚持原则。说得不好听，叫不识时务。明朝最后妥协的机会，就这样被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拒绝了。
十年前，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曾经很讨厌黄道周，讨厌这个固执、不识时务的人。我始终认为，他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
直到我知道了黄道周的结局。
参考消息
清代是如何应对使节的
乾隆年间，有英国使者带着英国国王的亲笔信前来觐见乾隆帝，被朝臣威胁行跪礼，最终英使以觐见教皇的礼节单膝叩拜了乾隆，双方对此都很不满意。到了同治朝，不平等条约虽然签着，对外国以番邦小国的态度却依然未曾改变。外国使节要求以觐见本国君主的礼节觐见中国皇帝，但当时翰林院编修吴大澄极力反对外国使节这样做。他认为朝廷的礼仪是大清朝两百年来的宝贵财富，外国人应当入乡随俗，不应该破坏祖宗旧制，辱我国体。
七年后，当清军入关时，在家赋闲的黄道周再次出山，辅佐唐王。
唐王的地盘，大致在福建一带，他是个比较有追求的人，很想打回老家，可惜他有个不太有追求的下属——郑芝龙。
郑芝龙的打算，是混，无论清朝明朝，自己混好就行。唐王打算北伐，郑芝龙说你想去就去，反正我不去。
唐王所有的兵力，都在郑芝龙的手里，所以说了一年多，只打雷不下雨。
这时黄道周站出来，他说：“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坐而待毙，何如出关迎敌。”
唐王很高兴，说你去北伐吧，然后他说，我没有兵给你。
黄道周说，不用，我自己招兵。
然后他回到了家，找到了老乡、同学、学生，招来了一千多人。
大部分人都是百姓。
隆武元年（唐王年号，1645），黄道周出师北伐。他的军队没有经验，从未上过战场，甚至没有武器。他们拥有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叫做锄头、扁担。所以这支军队在历史上的名字，叫做“扁担军”。
黄道周的妻子随同出征，她召集了许多妇女，一同前往作战，这支部队连扁担都没有，史称“夫人军”。
就算是最白痴的白痴，也能明白，这是自寻死路。
然而，黄道周坚定地向前进发，明知必死无疑。正如当年他拒绝和谈，绝不妥协。
三个月后，他在江西婺源遭遇清军，打了这支队伍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
结果毫无悬念，批判的武器没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黄道周全军覆没。黄道周被俘，被送到了南京，无数人轮番出面劝他投降，他严词拒绝。
三个月后，他在南京就义，死后衣中留有血书，内容共十六字：
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落款：
大明孤臣黄道周。
正如当年的他，不识时务，绝不妥协。
有人曾对我说，文明的灭绝是正常的，因为麻烦太多，天灾人祸、内斗外斗，所以四大文明灭了三个，只有中国文明流传至今，实在太不容易。
我想想，似乎确实如此，往近了说，从鸦片战争起，全世界强国（连不强的都来凑热闹）欺负我们，连打带抢带烧带杀，还摊上个“量中华之物力”配合人家乱搞的慈禧，打是打不过，搞发展搞不了（洋务），同化也同不了（人家也有文明），软不行，硬也不行，识时务的看法，是亡定了。
然而，我们终究没有亡，挺过英法联军，挺过甲午战争，挺过八国联军，挺过抗日，终究没有亡。
因为总有那么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无论时局形势如何，无论对手有多强大，无论希望多么渺茫，坚持，绝不妥协。
所以我想说的是，当年的这场辩论，或许决定了大明的未来，或许黄道周并不明智，或许妥协能够挽回危局，但不妥协的人，应该得到尊重。
面对冷酷的世间、无奈的场景，遇事妥协，不坚持到底，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的选择，因为妥协、退让很现实，很有好处。
但我认为，在人的一生中，至少有那么一两件事，应该不妥协，至少一两件。因为不妥协、坚持虽然不现实，很没好处，却是正确的。
人，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至少有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