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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姐姐的尖叫、我的发怒、父亲的歇斯底里，最后是全家人的抱头痛哭。
很烂的剧情吧？把母亲扶上床，把姐姐安抚好，又和她一起完成了对父亲的喂养和身体清洗，把他扶回房。关门的时候，我对着空气这么问。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问谁，我老觉得有双眼睛在看着这一切，然后我问了第二句：故事到底要怎么走？
当然没有人回答。
父亲以为自己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他内心里已经编制了一套逻辑，按照这套逻辑，他最终能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体，重新扮演好曾经做得很好的父亲那个角色。
我也知道，这套逻辑，最后的终点必然是不可能完成的——父亲是因为心脏瓣膜脱落引发脑栓塞两次，家族内内外外的亲戚，把能问的医生都问过了，这堵塞在父亲脑子里的那块细小的瓣膜，不可能被消解，也不能用猛药一冲——如果冲到其他脑部部位，堵塞的是其他东西，又会造成另外部位的瘫痪。他不可能找回自己的身体了。这个残酷的答案我心里很清楚。
我特意到图书馆查找了瓣膜的样子，它小小的，在你的心脏里一张一合，像一条鱼的嘴。就是这么一个小东西，它现在关住了父亲的左半身。
我还知道，这套逻辑父亲实践越久，越努力坚持，最后触礁的那个烈度就越大。但我不敢拆解父亲这套逻辑，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办法。
总得有个人提供一套希望的逻辑，让全家进行下去。
那时即将入秋，有天晚上，他兴奋地拉住我讲，他明白过来了，自己的左半身就是脉路不通。“我不断活动，活血冲死血，冲到最后，我的另一半会活过来的。”我表演得很好，他相信我非常认可他这个想象。
在这个想象下，他可以接受拐杖作为暂时的帮助。他第一天试验，从家里走到弯道市场要多久，走到来不及回来吃午饭，最后是我们三个人兵分三路，拿着饭，终于在不远的拐角处找到他——我走过去大概二十分钟，却是他一早七点多拼命挪动到下午一点的结果。
但他却觉得这是个好的开始。“起码我知道现在的起点了。”他和我说。
第三天，他的整体方案出来了：早上八点出发，走到那个小巷的尽头折回来，这样他可以赶在十二点回来吃饭，吃完饭，休息一个小时，大概一点半出发，走到更远的弯道市场，然后他可以在晚饭七点钟赶回来。晚上则是在家里，坚持站立，训练抬左脚。
我至今感谢父亲的坚强，那几乎是最快乐的时光。虽然或许结局注定是悲剧，但一家人都乐于享受父亲建立的这虚幻的秩序。
每天母亲严格按照父亲列的时间表，为他准备好三餐，并且按照他希望的，每餐要有蛋和肉——这是长力气的。他常常说，以前当海员扛一两百斤货物没力气的时候，吃了肉和蛋，就马上扛得起了。现在他想扛起自己。
每天晚上所有人回到家，都会陪他一起做抬左脚的运动。这运动经常以家庭四人比赛的方式进行，我们都有意无意地让他赢，然后大家在庆祝声中，疲倦但美好地睡去。
我们享受这种快乐，因为这是唯一的快乐了。父亲心脏手术一次，中风两次，住院四次，即使有亲戚的帮助，再殷实的家底也空了。
留下来的加油站，错过了归顺中石油的良好时机。父亲生病前，对方提出合作，最终因父亲的病痛搁置了——也错过了进一步的扩建和升级，竞争力明显不行了。小镇的人，从内心里会更喜欢入海口那个面积很大，设备很好，还有口香糖和饮料送的大加油站。
为了生计，加油站还是必须开张。母亲唯一依靠的，是她的好人缘。她有种力量，不卑不亢却和蔼可亲，让人感觉是一个有主见的老好人。这让许多乡邻愿意找她聊聊天，顺便加油。
刻意和不刻意，附近的街坊约定着，无论入海口那加油站有多好，必然要到我家那小店来加油，虽然这里加油还是全人工，虽然母亲算数实在太差，算不好一百扣去六十二要找多少钱，而且常常不在——经常要赶回家为父亲准备各种药物、食物，洗衣服，但街坊宁愿在那等着。
姐姐和我后来也去加油站帮忙。每天母亲做饭，我和姐姐先去抽油——就是把一些油装在大可乐瓶里，摩托车来加油，一瓶就够；抽完油，我们把需要挪的油桶挪好，尽量帮母亲处理好一些重活。
然而，重活还是有的，比如那种大机板车，每次加油要一整个小桶。这对我家来说是大生意，但对母亲来说是过重的负担。有次她抬那油桶，抬到一半坐到地上偷偷哭起来，车主那六十多岁的母亲看不过去，也过来帮忙，搞得全身是油污。后来在彼此的默契下，机板车慢慢把时间调到五点半过后来加油，那意味着，我和姐姐可以帮忙了。
傍晚母亲、我和姐姐一起扛油桶，回家和父亲一起做抬左腿运动，每晚睡觉几乎都是自己昏睡过去的，但嘴角还留有笑容。
我投入到似乎都忘记，那终点注定是失败，注定是一场无法承受的剧痛。
但至少，这样的日子下来，家里竟然有点储蓄了。这让我们放松许多，在此之前，我们可以感觉到，没钱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的困顿，还有别人有意无意的疏远和躲避——即使心再好，谁都怕被拖累。
而这种眼神对母亲又刺激极大。
母亲是个极硬气的人，她若察觉到别人对她一丝的同情，就会恶狠狠地拒绝别人的好意，也有些人摆着施舍的姿态前来加油，这反而激起母亲那毫不客气的反击。
有次进门，看到母亲恐慌地躲回家里。她惶恐不安地和我说，刚有个男的开着小汽车来加油，一下车就问你父亲好不好，我说很好啊，他嘿嘿笑了一声，说他以前曾混在你父亲底下的小帮派，时移世易，人生难料，他指着自己的车，说，你看，一个这样，一个那样。
母亲气急了，把油桶往地上一扔，说，这油不加了。
那男的也被激怒了，大声凶，我是帮你们，还这么不知好歹。
气急的母亲，从路旁拾起一块石头，想都没想就往那车上扔。哐当，石头在车上砸出了一条痕。那男人气急败坏地追上来，母亲转身就跑，跑到一个地方，泪已经糊了脸，拿起另一块石头，追回去，往那男人一扔，竟然扔到那男人的头上，血顺着他的脸流下来。
母亲听到身后是一片喧哗声，但她怕极了，往家里死命跑，到了家里，关上铁门、木门，又跑进卧室关上房门，自己一个人呜呜地哭。直到我回到了家。
“我当时气急了。”她不断解释，像个做错事的小孩。
我知道，其实她不是气，或者不仅仅是气，那男人的每句话，都刺痛了她的内心。
最后，是我陪着母亲在晚上去看那好一会儿没有人管的加油站。我们做好了心理准备：被砸了？油被抢了？甚至，被烧了？其实我们也知道，无论哪种结果，对这个脆弱的家庭肯定都很难承受。
像是电视里的中奖节目，好不容易到了最后一关，最终要开奖前的那种表情。母亲一路上边捂着自己的眼睛，边往店里走。
油桶没乱，油没丢，甚至桌椅都被整齐摆好。桌子上放了一张一百块，和一个空的小油桶。
/> 然后是姐姐的尖叫、我的发怒、父亲的歇斯底里，最后是全家人的抱头痛哭。
很烂的剧情吧？把母亲扶上床，把姐姐安抚好，又和她一起完成了对父亲的喂养和身体清洗，把他扶回房。关门的时候，我对着空气这么问。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问谁，我老觉得有双眼睛在看着这一切，然后我问了第二句：故事到底要怎么走？
当然没有人回答。
父亲以为自己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他内心里已经编制了一套逻辑，按照这套逻辑，他最终能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体，重新扮演好曾经做得很好的父亲那个角色。
我也知道，这套逻辑，最后的终点必然是不可能完成的——父亲是因为心脏瓣膜脱落引发脑栓塞两次，家族内内外外的亲戚，把能问的医生都问过了，这堵塞在父亲脑子里的那块细小的瓣膜，不可能被消解，也不能用猛药一冲——如果冲到其他脑部部位，堵塞的是其他东西，又会造成另外部位的瘫痪。他不可能找回自己的身体了。这个残酷的答案我心里很清楚。
我特意到图书馆查找了瓣膜的样子，它小小的，在你的心脏里一张一合，像一条鱼的嘴。就是这么一个小东西，它现在关住了父亲的左半身。
我还知道，这套逻辑父亲实践越久，越努力坚持，最后触礁的那个烈度就越大。但我不敢拆解父亲这套逻辑，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办法。
总得有个人提供一套希望的逻辑，让全家进行下去。
那时即将入秋，有天晚上，他兴奋地拉住我讲，他明白过来了，自己的左半身就是脉路不通。“我不断活动，活血冲死血，冲到最后，我的另一半会活过来的。”我表演得很好，他相信我非常认可他这个想象。
在这个想象下，他可以接受拐杖作为暂时的帮助。他第一天试验，从家里走到弯道市场要多久，走到来不及回来吃午饭，最后是我们三个人兵分三路，拿着饭，终于在不远的拐角处找到他——我走过去大概二十分钟，却是他一早七点多拼命挪动到下午一点的结果。
但他却觉得这是个好的开始。“起码我知道现在的起点了。”他和我说。
第三天，他的整体方案出来了：早上八点出发，走到那个小巷的尽头折回来，这样他可以赶在十二点回来吃饭，吃完饭，休息一个小时，大概一点半出发，走到更远的弯道市场，然后他可以在晚饭七点钟赶回来。晚上则是在家里，坚持站立，训练抬左脚。
我至今感谢父亲的坚强，那几乎是最快乐的时光。虽然或许结局注定是悲剧，但一家人都乐于享受父亲建立的这虚幻的秩序。
每天母亲严格按照父亲列的时间表，为他准备好三餐，并且按照他希望的，每餐要有蛋和肉——这是长力气的。他常常说，以前当海员扛一两百斤货物没力气的时候，吃了肉和蛋，就马上扛得起了。现在他想扛起自己。
每天晚上所有人回到家，都会陪他一起做抬左脚的运动。这运动经常以家庭四人比赛的方式进行，我们都有意无意地让他赢，然后大家在庆祝声中，疲倦但美好地睡去。
我们享受这种快乐，因为这是唯一的快乐了。父亲心脏手术一次，中风两次，住院四次，即使有亲戚的帮助，再殷实的家底也空了。
留下来的加油站，错过了归顺中石油的良好时机。父亲生病前，对方提出合作，最终因父亲的病痛搁置了——也错过了进一步的扩建和升级，竞争力明显不行了。小镇的人，从内心里会更喜欢入海口那个面积很大，设备很好，还有口香糖和饮料送的大加油站。
为了生计，加油站还是必须开张。母亲唯一依靠的，是她的好人缘。她有种力量，不卑不亢却和蔼可亲，让人感觉是一个有主见的老好人。这让许多乡邻愿意找她聊聊天，顺便加油。
刻意和不刻意，附近的街坊约定着，无论入海口那加油站有多好，必然要到我家那小店来加油，虽然这里加油还是全人工，虽然母亲算数实在太差，算不好一百扣去六十二要找多少钱，而且常常不在——经常要赶回家为父亲准备各种药物、食物，洗衣服，但街坊宁愿在那等着。
姐姐和我后来也去加油站帮忙。每天母亲做饭，我和姐姐先去抽油——就是把一些油装在大可乐瓶里，摩托车来加油，一瓶就够；抽完油，我们把需要挪的油桶挪好，尽量帮母亲处理好一些重活。
然而，重活还是有的，比如那种大机板车，每次加油要一整个小桶。这对我家来说是大生意，但对母亲来说是过重的负担。有次她抬那油桶，抬到一半坐到地上偷偷哭起来，车主那六十多岁的母亲看不过去，也过来帮忙，搞得全身是油污。后来在彼此的默契下，机板车慢慢把时间调到五点半过后来加油，那意味着，我和姐姐可以帮忙了。
傍晚母亲、我和姐姐一起扛油桶，回家和父亲一起做抬左腿运动，每晚睡觉几乎都是自己昏睡过去的，但嘴角还留有笑容。
我投入到似乎都忘记，那终点注定是失败，注定是一场无法承受的剧痛。
但至少，这样的日子下来，家里竟然有点储蓄了。这让我们放松许多，在此之前，我们可以感觉到，没钱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的困顿，还有别人有意无意的疏远和躲避——即使心再好，谁都怕被拖累。
而这种眼神对母亲又刺激极大。
母亲是个极硬气的人，她若察觉到别人对她一丝的同情，就会恶狠狠地拒绝别人的好意，也有些人摆着施舍的姿态前来加油，这反而激起母亲那毫不客气的反击。
有次进门，看到母亲恐慌地躲回家里。她惶恐不安地和我说，刚有个男的开着小汽车来加油，一下车就问你父亲好不好，我说很好啊，他嘿嘿笑了一声，说他以前曾混在你父亲底下的小帮派，时移世易，人生难料，他指着自己的车，说，你看，一个这样，一个那样。
母亲气急了，把油桶往地上一扔，说，这油不加了。
那男的也被激怒了，大声凶，我是帮你们，还这么不知好歹。
气急的母亲，从路旁拾起一块石头，想都没想就往那车上扔。哐当，石头在车上砸出了一条痕。那男人气急败坏地追上来，母亲转身就跑，跑到一个地方，泪已经糊了脸，拿起另一块石头，追回去，往那男人一扔，竟然扔到那男人的头上，血顺着他的脸流下来。
母亲听到身后是一片喧哗声，但她怕极了，往家里死命跑，到了家里，关上铁门、木门，又跑进卧室关上房门，自己一个人呜呜地哭。直到我回到了家。
“我当时气急了。”她不断解释，像个做错事的小孩。
我知道，其实她不是气，或者不仅仅是气，那男人的每句话，都刺痛了她的内心。
最后，是我陪着母亲在晚上去看那好一会儿没有人管的加油站。我们做好了心理准备：被砸了？油被抢了？甚至，被烧了？其实我们也知道，无论哪种结果，对这个脆弱的家庭肯定都很难承受。
像是电视里的中奖节目，好不容易到了最后一关，最终要开奖前的那种表情。母亲一路上边捂着自己的眼睛，边往店里走。
油桶没乱，油没丢，甚至桌椅都被整齐摆好。桌子上放了一张一百块，和一个空的小油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