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星小说网 www.jxdlss.com,大清帝王权谋那点事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可改图,居心未净,政事之流弊必多。”(《清世祖实录》,卷136)原来,皇帝的“引咎省躬诏谕”,是做做表面文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虚邀名誉”,说穿了不过是一种政治“作秀”。所以对有些批评皇帝过失的话,或者“即加处分”,有的即使“优容宽宥”,心里却“介介尚未全释”。我们并不惊异顺治帝会有这种心态,因为这对于握有最高独断权力的封建君主来说,抱有这样的想法是毫不为怪的;使我们略感惊异的倒是如此坦率的自白,应该说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了。但“求言”既然不过是一种政治“作秀”,必定难以收到切实的效果,则是确定无疑的。
正由于出发点存在问题,所以顺治帝对于群臣的意见和建议,并不认真对待,往往束之高阁,置之不理。顺治十七年六月一日(1660年7月7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朱之弼上疏说:“顺治十二年下诏求言,内外千百疏,部复未见施行。臣请此次应诏章疏,倘有事关大利大害、宜因宜革者,祈皇上俯赐裁决。”(《清世祖实录》,卷136)一方面指责群臣“虚文塞责”,一方面对群臣的章疏视若无睹,不理不睬,岂不是叶公好龙,大臣们哪里还会有建言献策的积极性?
更加重要的,是顺治帝自食其言,在“求言”的时候,要求大家“有官守者,必尽其职;有言责者,必尽其言”,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若所言合理,切中过失,朕不惮改”,“即朕躬阙失,亦直言勿讳。朕不惟不加罪,并不芥蒂于心”。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在前引的谕旨中我们已经看到了顺治帝自己的自白。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具体的实例。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1655年3月5日),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因为“水旱相继”,检讨政治得失,在奏折中历数多尔衮开国时的种种功劳,认为对他削爵藉产,“毁灭过甚”,“其中不无冤抑”,提出“赐之昭雪,复其爵号”。多尔衮曾经是顺治皇帝的最大政治威胁,也可以说是他的头号政敌。要对多尔衮平反,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和容忍的。于是,他“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斟酌密议具奏”。大臣们揣摩上意,给彭长庚定了个“阳应求言,阴图构乱,违天悖上,紊乱朝纲,煽惑国家,情罪甚大”的吓人罪名,本拟“斩立决”,看在“系奉旨条奏之时”,从宽免死,给了个“流徙宁古塔地方”的处分。这决不是孤立的个案。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王永吉就上奏说:“夫官居言路,敷奏固其职掌,即百职诸司,感事忧时,岂无一得之见,况求之使言,谁不能言,而直言者甚少,何哉?揆厥所由,皆生于不敢。而其所以不敢之故,不过因祸福利害横于前,诛殛放流迫于后尔。”(《清世祖实录》,卷112)有一个叫李森先的御史,更直截了当地指出:“皇上孜孜图治,求言之诏屡下,而两月以来,大小臣工,犹然迟回观望,不肯进言者,皆以从前言事诸臣,一经惩创,则流徙永锢,遂相率以言为戒尔。”(《清世祖实录》,卷117)你想,上书言事必须随时冒着“诛殛放流”的风险,官员们怎么能不“以言为戒”呢?
可见,要想真正广开言路,让大家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首先必须有一个真诚的态度,不是做表面文章,一味“虚邀名誉”;还必须认真听取和采纳合理的意见,做到择善而从;更需要有宽阔的胸怀,能够听得进逆耳之言,特别是要真正做到“言者无罪”,而不能以言治罪。但是,对于一个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封建帝王来说,要做到这几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顺治皇帝“下诏求言”的失败也就成为必然了。
可改图,居心未净,政事之流弊必多。”(《清世祖实录》,卷136)原来,皇帝的“引咎省躬诏谕”,是做做表面文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虚邀名誉”,说穿了不过是一种政治“作秀”。所以对有些批评皇帝过失的话,或者“即加处分”,有的即使“优容宽宥”,心里却“介介尚未全释”。我们并不惊异顺治帝会有这种心态,因为这对于握有最高独断权力的封建君主来说,抱有这样的想法是毫不为怪的;使我们略感惊异的倒是如此坦率的自白,应该说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了。但“求言”既然不过是一种政治“作秀”,必定难以收到切实的效果,则是确定无疑的。
正由于出发点存在问题,所以顺治帝对于群臣的意见和建议,并不认真对待,往往束之高阁,置之不理。顺治十七年六月一日(1660年7月7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朱之弼上疏说:“顺治十二年下诏求言,内外千百疏,部复未见施行。臣请此次应诏章疏,倘有事关大利大害、宜因宜革者,祈皇上俯赐裁决。”(《清世祖实录》,卷136)一方面指责群臣“虚文塞责”,一方面对群臣的章疏视若无睹,不理不睬,岂不是叶公好龙,大臣们哪里还会有建言献策的积极性?
更加重要的,是顺治帝自食其言,在“求言”的时候,要求大家“有官守者,必尽其职;有言责者,必尽其言”,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若所言合理,切中过失,朕不惮改”,“即朕躬阙失,亦直言勿讳。朕不惟不加罪,并不芥蒂于心”。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在前引的谕旨中我们已经看到了顺治帝自己的自白。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具体的实例。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1655年3月5日),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因为“水旱相继”,检讨政治得失,在奏折中历数多尔衮开国时的种种功劳,认为对他削爵藉产,“毁灭过甚”,“其中不无冤抑”,提出“赐之昭雪,复其爵号”。多尔衮曾经是顺治皇帝的最大政治威胁,也可以说是他的头号政敌。要对多尔衮平反,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和容忍的。于是,他“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斟酌密议具奏”。大臣们揣摩上意,给彭长庚定了个“阳应求言,阴图构乱,违天悖上,紊乱朝纲,煽惑国家,情罪甚大”的吓人罪名,本拟“斩立决”,看在“系奉旨条奏之时”,从宽免死,给了个“流徙宁古塔地方”的处分。这决不是孤立的个案。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王永吉就上奏说:“夫官居言路,敷奏固其职掌,即百职诸司,感事忧时,岂无一得之见,况求之使言,谁不能言,而直言者甚少,何哉?揆厥所由,皆生于不敢。而其所以不敢之故,不过因祸福利害横于前,诛殛放流迫于后尔。”(《清世祖实录》,卷112)有一个叫李森先的御史,更直截了当地指出:“皇上孜孜图治,求言之诏屡下,而两月以来,大小臣工,犹然迟回观望,不肯进言者,皆以从前言事诸臣,一经惩创,则流徙永锢,遂相率以言为戒尔。”(《清世祖实录》,卷117)你想,上书言事必须随时冒着“诛殛放流”的风险,官员们怎么能不“以言为戒”呢?
可见,要想真正广开言路,让大家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首先必须有一个真诚的态度,不是做表面文章,一味“虚邀名誉”;还必须认真听取和采纳合理的意见,做到择善而从;更需要有宽阔的胸怀,能够听得进逆耳之言,特别是要真正做到“言者无罪”,而不能以言治罪。但是,对于一个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封建帝王来说,要做到这几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顺治皇帝“下诏求言”的失败也就成为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