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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徐有贞一生荣辱沉浮、功过掺杂，然他在山东治黄成功，在中国治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4]。景泰七年（1456年），山东大水，“河堤多坏，惟有贞所筑如故”。张秋地区有歌谣唱道：“昔也，沙弯如地之狱；今也，沙弯如天之堂。”后徐有贞又奉命巡视漕河济宁等十三州县，督促修复河堤，因治河有功，进为左副都御史。
明景帝选中石亨为代祭大臣后，将他召到病榻前，亲自殷殷嘱咐。石亨当面满口允诺，但他亲眼看见明景帝的恹恹病态，知道天不假年，皇帝挺不了多久，内心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石亨出宫后，立即返回家中，请神算仝寅占卜储君之事。仝寅称明英宗必将复位。石亨立即派心腹找来与自己交好的前府右都督张軏和大宦官曹吉祥，告诉二人说明景帝已经不行了，得商议个法子，好为自己谋取后路。
此时，京师正有流言，称大学士王文正力劝明景帝立襄王朱瞻墡的长子为皇储，如果是这样，王文将是定鼎之臣，立有首功。即便重新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谋议也是文臣之事，功劳也轮不到石亨、张軏等武将身上。石亨道：“皇帝病已沉重，如有不测，又无太子，不若乘势请太上皇复位，倒是不世之功。”
张軏、曹吉祥也表示赞同。于是，这三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决定将赌注压在太上皇身上，拥立朱祁镇复位，这样，三人就是大功臣，能够飞黄腾达。
三人当场做了分工，大宦官曹吉祥利用职务之便，入宫拜见孙太后，密告复辟一事，以取得孙太后的支持。石亨和张軏自认智谋有限，一道去找太常寺正卿许彬商议。
许彬曾代表明廷迎太上皇于宣府，其人心机极为深远。听说石、张二人来意后，当即以手加额，道：“这是不世之功！不过，我老了，不中用了。徐有贞多计谋，你们可以去找他商议。”
石亨和张軏相信许彬的推荐，又连夜去找徐有贞。徐有贞大为兴奋，当即夜观天象，见紫微有变，忙道：“帝星已见移位，咱们要干这件事，须得赶快下手。”
几人经过详细谋划，决定在正月十六晚上动手。
正月十六白天，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兵部尚书于谦会同群臣商议，决定一起上奏请复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众人推举内阁大学士商辂主草奏疏。疏成时，已是日暮西山，来不及奏上朝廷。于是，群臣决定在次日清晨明景帝临朝时，再将奏疏递上去。
但所有人都没有料到，就在这天晚上，爆发了夺门之变。随之而来的便是诸多大臣被杀被贬，这其中也包括国之重臣于谦。倘若复立沂王的奏疏早一天递上，或许于谦等人就不会遭到杀身之祸。短短几个时辰，不但改变了大明的历史，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
正月十六晚，徐有贞换上朝服，怀着紧张而忐忑的心情离开了家。临行前对妻女交代道：“我要去办一件大事，办成了是国家之福，办不成我徐家就是灭顶之灾。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出门后，徐有贞又顺路邀请了杨善和王骥作为同党。杨善和王骥二人都表示要以死报答太上皇。王骥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不但自己亲自披甲上马，还将儿子和孙子都带在了身边。三方人马会齐石亨叔侄、曹吉祥叔侄后，又等到了张軏率领的大队京营兵，这才一齐向皇城进发。
张軏调兵进城的借口是瓦剌骚扰边境，要保护京城安全。而石亨是最高武官，掌管皇城钥匙，所以能够通行无阻。
四鼓时分，大队人马从长安门直接进入皇城。进入紫禁城后，徐有贞重新将大门锁上，防止外面有援兵进来，并将钥匙投入水窦中。皇城内的守军见这伙人行踪诡秘怪异，不明所以，但由于领头的石亨、曹吉祥等人俱是本朝显贵，也不敢上前盘问究竟。
这时候，天气忽变，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众人怀疑此番作为有逆天意，会遭到天谴，都非常惶恐。精通天象的徐有贞挺身而出，劝大家不要退缩，说大事必济。众人料想事已至此，后退也来不及了，于是继续前进，顺利到达南宫。
王骥本是南宫守备，不费吹灰之力，便斥退守卫。然而，南宫宫门早已被明景帝锁闭封死，且大锁坚固异常，怎么弄也打不开。石亨既是武将，便将军事中攻城之术派上用场，命人用巨木悬于绳上，数十人一齐举木撞门。宫门没有撞开，门右边的墙反倒先被震坍了一个大洞。众人便从墙的破洞中一拥而入。
太上皇朱祁镇还没有就寝，正秉烛读书，突然看见一大堆人闯了进来，还以为是弟弟明景帝派人来杀自己，不禁有些惊慌失措。谁料众人一齐俯伏称万岁。朱祁镇心神略定，这才问道：“莫非你们要请我复位吗？这事须要审慎。”
此时乌云突然散尽，月明星稀。众人士气空前高涨，簇拥着朱祁镇直奔大内。路上，朱祁镇挨个儿问清诸人姓名，表示不忘功臣之意。
一行人来到东华门，守门卫士上前拦住盘问。朱祁镇主动站了出来，表明自己太上皇的身份。卫士顿时傻了眼，不知该如何是好，更不敢强行阻拦。
于是，众人兵不血刃地进入了皇宫，朝专门举行朝会的奉天门而去，并迅速将明英宗朱祁镇扶上了奉天殿宝座。殿上武士见变故忽起，挥舞金瓜，要打徐有贞等人，被朱祁镇厉声呵止。他到底做过十几年皇帝，威仪俱在，一声令下，武士便闻声退开。徐有贞等人一起叩拜，高呼“万岁”。石亨亲自敲响朝会钟鼓，召集群臣到来。
彼时天色已然微微发亮，众臣因为明景帝事先说明今天要临朝，都已经早早等在午门外，准备朝见。听到钟鼓齐鸣后，众人按顺序走入奉天门。但眼前的一切令人目瞪口呆，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是明景帝朱祁钰，而是八年前的英宗皇帝朱祁镇。
群臣面面相觑，一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正在众人犹豫之际，徐有贞站出来大喊道：“太上皇复位了！”
明英宗朱祁镇便对百官宣布道：“景泰皇帝病重，群臣迎朕复位，你们各人仍担任原来的官职。”
众朝臣见事已至此，只好跪倒参拜。明英宗朱祁镇就这样又重新取得了皇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又称“南宫复辟”。
明英宗朱祁镇重新坐上皇位时，明景帝朱祁钰已勉强起身，正在乾清宫西暖阁梳洗，准备临朝。突然听到前面撞钟擂鼓，立即问左右道：“莫非是于谦不成？”意思是，是不是兵部尚书于谦谋反篡位了。明景帝猜忌于谦之心已久，在这场可悲的政变中展露无遗。
左右惊愕万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明景帝的发问确实出人意料。于谦于社稷立有不世之功。尤其在辅佐明景帝登位、迅速安定局面上，于氏所起到的作用无人能及。可以说，没有于谦，明景帝的皇位不可能坐得安稳。而之后，明景帝也对于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信任。虽然皇帝一直没有让于谦进内阁，但恩宠有加，无出其右。谁也想不到，原来在明景帝的内心深处，竟然如此提防他表面所信重之人。帝王的薄情寡恩，亦由此可见一斑。
片刻后，大宦官兴安回奏是太上皇复位。明景帝连声道：“好，好，好。”然后喘了几口气，重新回到床上，面朝墙壁睡下。
表面镇定无事，心中却是唏嘘感叹，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失望之情。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一切都已经完了，他所加在兄长身上的一切毒辣手段，都要被加倍回返到自己身上。
在中国历史上，报复和仇恨往往是新政体的主要动机。悲痛总是无法完全忘却，伤害总是不可弥补，明英宗朱祁镇重新登上皇位后，清算旧账便成为与巩固政权头等重要的大事。
“夺门之变”成功后，明英宗先在奉天殿登位，随即到文华殿，命徐有贞以本官兼翰林院学士入直内阁参预机务。不久，明英宗再登奉天殿，行即位典礼，此时刚好是正月十七日正午。
仪式完毕后，殿上传下圣旨，兵部尚书于谦、内阁大学士王文当庭被锦衣卫逮捕。内阁大学士陈循、萧镃、商辂，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江渊，都督范广，以及景帝亲信宦官王诚、舒良、王勤、张永等人都相继被逮捕下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宦官兴安为景帝亲信，独幸免于难。据说主要是孙太后为他讲话，有功于社稷，加上兴安好佛，不贪财，更是难得。
于谦和王文被逮捕后，关在锦衣卫镇抚司，由新上任的锦衣卫长官门达审理。早在英宗一朝，门达便已经坐到了锦衣卫指挥同知的高位，曾扈从明英宗出征，“土木堡之变”后单骑逃回京师，被降为千户。其人后依附石亨，在锦衣卫长官卢忠罢职后再度升任指挥同知。明英宗即位后，听从石亨建议，罢免了明景帝亲信锦衣卫指挥毕旺及朱骥，改由门达担任锦衣卫长官。
门达性格机警沉鸷，名声却不坏。他手下有小吏名谢通，精通刑律，一直协助门达处理司事。谢通主张用法仁恕，平反了不少冤案，以致朝廷上上下下都夸奖门达能干。正因为如此，门达特别信任谢通，对其言听计从。
谢通料想于谦这次在劫难逃，明英宗一定会要他的命，但于少保不是普通人，如果死在锦衣卫镇抚司手中，门达身为长官，势必被天下人怨恨。于是，他出了个主意，以案情重大为名，将案子推了出去，交给三法司会审。门达虽然也想奉迎重新登位的明英宗，但仍然害怕在历史上留下骂名，于是听从了谢通的建议。
三法司会审应该由刑部主审，但刑部尚书俞士悦一向与于谦交好，且已被逮捕下狱，案子辗转到了都察院都御史萧维祯手中。法司给于谦、王文二人定的罪名是“意欲”迎立外藩——欲立襄王朱瞻墡长子为帝——意图谋逆。虽无实迹，其意则有，同样可定罪，于谦、王文因此备受酷刑。
于谦冷静而从容，似乎早预料到一切。王文则不胜其愤，极力辩解道：“按照祖宗成法，迎立外藩必须有内府的金牌和符信；派遣使者，必须用兵部发的马牌。这些事只要到内府兵部一查便可明白，岂能平白无故地诬陷？”
兵部主管马牌的是车驾司主事沈敬。沈敬却是个硬汉子，不肯作伪证，当场指出兵部从未发出马牌。而内府所存召取襄王的金牌符信早就被孙太后拿去，一直在后宫中。大家心中有数，如果真的查验，反而应验了王文的话。
王文见占了上风，更加据理力争。堂上堂下吵得不可开交时，于谦却笑道：“石亨等罗织锻炼，辩之何益？”
萧维祯看见于谦是个明白人，终于忍不住说了实话：“于公可谓明白，事出朝廷，承也是死，不承也是死。”
因为没有任何证据，三法司只好加上“意欲”二字，给于谦和王文定的罪名为“意欲迎立藩王”，“坐以谋逆，处极刑”。所谓“极刑”，便是千刀万剐之刑，按例要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沈敬被无辜牵扯进来，也跟着倒霉，被认为是于谦和王文的同谋，不过罪减一等，免死罪，充军铁岭。
当案子的审理结果递到明英宗朱祁镇手中时，皇帝见给于谦的定刑是一个“死”字，不禁犹豫起来，迟疑着道：“于谦实有功。”
在朱祁镇的心中，对于谦的恨意极重，于谦主张“社稷为重，君为轻”，对他个人造成了深深的伤害。在当俘虏的北狩期间，他甚至有必杀于谦而后快的念头。但如今的朱祁镇，已经不是八年前的那个年轻皇帝了。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后，他逐渐明白，倘若当初不是于谦坚决抵抗瓦剌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非但他本人永远回不到京师，就连大明朝廷恐怕也早是风雨飘摇。所以，... -->>
尽管徐有贞一生荣辱沉浮、功过掺杂，然他在山东治黄成功，在中国治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4]。景泰七年（1456年），山东大水，“河堤多坏，惟有贞所筑如故”。张秋地区有歌谣唱道：“昔也，沙弯如地之狱；今也，沙弯如天之堂。”后徐有贞又奉命巡视漕河济宁等十三州县，督促修复河堤，因治河有功，进为左副都御史。
明景帝选中石亨为代祭大臣后，将他召到病榻前，亲自殷殷嘱咐。石亨当面满口允诺，但他亲眼看见明景帝的恹恹病态，知道天不假年，皇帝挺不了多久，内心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石亨出宫后，立即返回家中，请神算仝寅占卜储君之事。仝寅称明英宗必将复位。石亨立即派心腹找来与自己交好的前府右都督张軏和大宦官曹吉祥，告诉二人说明景帝已经不行了，得商议个法子，好为自己谋取后路。
此时，京师正有流言，称大学士王文正力劝明景帝立襄王朱瞻墡的长子为皇储，如果是这样，王文将是定鼎之臣，立有首功。即便重新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谋议也是文臣之事，功劳也轮不到石亨、张軏等武将身上。石亨道：“皇帝病已沉重，如有不测，又无太子，不若乘势请太上皇复位，倒是不世之功。”
张軏、曹吉祥也表示赞同。于是，这三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决定将赌注压在太上皇身上，拥立朱祁镇复位，这样，三人就是大功臣，能够飞黄腾达。
三人当场做了分工，大宦官曹吉祥利用职务之便，入宫拜见孙太后，密告复辟一事，以取得孙太后的支持。石亨和张軏自认智谋有限，一道去找太常寺正卿许彬商议。
许彬曾代表明廷迎太上皇于宣府，其人心机极为深远。听说石、张二人来意后，当即以手加额，道：“这是不世之功！不过，我老了，不中用了。徐有贞多计谋，你们可以去找他商议。”
石亨和张軏相信许彬的推荐，又连夜去找徐有贞。徐有贞大为兴奋，当即夜观天象，见紫微有变，忙道：“帝星已见移位，咱们要干这件事，须得赶快下手。”
几人经过详细谋划，决定在正月十六晚上动手。
正月十六白天，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兵部尚书于谦会同群臣商议，决定一起上奏请复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众人推举内阁大学士商辂主草奏疏。疏成时，已是日暮西山，来不及奏上朝廷。于是，群臣决定在次日清晨明景帝临朝时，再将奏疏递上去。
但所有人都没有料到，就在这天晚上，爆发了夺门之变。随之而来的便是诸多大臣被杀被贬，这其中也包括国之重臣于谦。倘若复立沂王的奏疏早一天递上，或许于谦等人就不会遭到杀身之祸。短短几个时辰，不但改变了大明的历史，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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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后，徐有贞又顺路邀请了杨善和王骥作为同党。杨善和王骥二人都表示要以死报答太上皇。王骥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不但自己亲自披甲上马，还将儿子和孙子都带在了身边。三方人马会齐石亨叔侄、曹吉祥叔侄后，又等到了张軏率领的大队京营兵，这才一齐向皇城进发。
张軏调兵进城的借口是瓦剌骚扰边境，要保护京城安全。而石亨是最高武官，掌管皇城钥匙，所以能够通行无阻。
四鼓时分，大队人马从长安门直接进入皇城。进入紫禁城后，徐有贞重新将大门锁上，防止外面有援兵进来，并将钥匙投入水窦中。皇城内的守军见这伙人行踪诡秘怪异，不明所以，但由于领头的石亨、曹吉祥等人俱是本朝显贵，也不敢上前盘问究竟。
这时候，天气忽变，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众人怀疑此番作为有逆天意，会遭到天谴，都非常惶恐。精通天象的徐有贞挺身而出，劝大家不要退缩，说大事必济。众人料想事已至此，后退也来不及了，于是继续前进，顺利到达南宫。
王骥本是南宫守备，不费吹灰之力，便斥退守卫。然而，南宫宫门早已被明景帝锁闭封死，且大锁坚固异常，怎么弄也打不开。石亨既是武将，便将军事中攻城之术派上用场，命人用巨木悬于绳上，数十人一齐举木撞门。宫门没有撞开，门右边的墙反倒先被震坍了一个大洞。众人便从墙的破洞中一拥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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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天色已然微微发亮，众臣因为明景帝事先说明今天要临朝，都已经早早等在午门外，准备朝见。听到钟鼓齐鸣后，众人按顺序走入奉天门。但眼前的一切令人目瞪口呆，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是明景帝朱祁钰，而是八年前的英宗皇帝朱祁镇。
群臣面面相觑，一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正在众人犹豫之际，徐有贞站出来大喊道：“太上皇复位了！”
明英宗朱祁镇便对百官宣布道：“景泰皇帝病重，群臣迎朕复位，你们各人仍担任原来的官职。”
众朝臣见事已至此，只好跪倒参拜。明英宗朱祁镇就这样又重新取得了皇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又称“南宫复辟”。
明英宗朱祁镇重新坐上皇位时，明景帝朱祁钰已勉强起身，正在乾清宫西暖阁梳洗，准备临朝。突然听到前面撞钟擂鼓，立即问左右道：“莫非是于谦不成？”意思是，是不是兵部尚书于谦谋反篡位了。明景帝猜忌于谦之心已久，在这场可悲的政变中展露无遗。
左右惊愕万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明景帝的发问确实出人意料。于谦于社稷立有不世之功。尤其在辅佐明景帝登位、迅速安定局面上，于氏所起到的作用无人能及。可以说，没有于谦，明景帝的皇位不可能坐得安稳。而之后，明景帝也对于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信任。虽然皇帝一直没有让于谦进内阁，但恩宠有加，无出其右。谁也想不到，原来在明景帝的内心深处，竟然如此提防他表面所信重之人。帝王的薄情寡恩，亦由此可见一斑。
片刻后，大宦官兴安回奏是太上皇复位。明景帝连声道：“好，好，好。”然后喘了几口气，重新回到床上，面朝墙壁睡下。
表面镇定无事，心中却是唏嘘感叹，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失望之情。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一切都已经完了，他所加在兄长身上的一切毒辣手段，都要被加倍回返到自己身上。
在中国历史上，报复和仇恨往往是新政体的主要动机。悲痛总是无法完全忘却，伤害总是不可弥补，明英宗朱祁镇重新登上皇位后，清算旧账便成为与巩固政权头等重要的大事。
“夺门之变”成功后，明英宗先在奉天殿登位，随即到文华殿，命徐有贞以本官兼翰林院学士入直内阁参预机务。不久，明英宗再登奉天殿，行即位典礼，此时刚好是正月十七日正午。
仪式完毕后，殿上传下圣旨，兵部尚书于谦、内阁大学士王文当庭被锦衣卫逮捕。内阁大学士陈循、萧镃、商辂，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江渊，都督范广，以及景帝亲信宦官王诚、舒良、王勤、张永等人都相继被逮捕下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宦官兴安为景帝亲信，独幸免于难。据说主要是孙太后为他讲话，有功于社稷，加上兴安好佛，不贪财，更是难得。
于谦和王文被逮捕后，关在锦衣卫镇抚司，由新上任的锦衣卫长官门达审理。早在英宗一朝，门达便已经坐到了锦衣卫指挥同知的高位，曾扈从明英宗出征，“土木堡之变”后单骑逃回京师，被降为千户。其人后依附石亨，在锦衣卫长官卢忠罢职后再度升任指挥同知。明英宗即位后，听从石亨建议，罢免了明景帝亲信锦衣卫指挥毕旺及朱骥，改由门达担任锦衣卫长官。
门达性格机警沉鸷，名声却不坏。他手下有小吏名谢通，精通刑律，一直协助门达处理司事。谢通主张用法仁恕，平反了不少冤案，以致朝廷上上下下都夸奖门达能干。正因为如此，门达特别信任谢通，对其言听计从。
谢通料想于谦这次在劫难逃，明英宗一定会要他的命，但于少保不是普通人，如果死在锦衣卫镇抚司手中，门达身为长官，势必被天下人怨恨。于是，他出了个主意，以案情重大为名，将案子推了出去，交给三法司会审。门达虽然也想奉迎重新登位的明英宗，但仍然害怕在历史上留下骂名，于是听从了谢通的建议。
三法司会审应该由刑部主审，但刑部尚书俞士悦一向与于谦交好，且已被逮捕下狱，案子辗转到了都察院都御史萧维祯手中。法司给于谦、王文二人定的罪名是“意欲”迎立外藩——欲立襄王朱瞻墡长子为帝——意图谋逆。虽无实迹，其意则有，同样可定罪，于谦、王文因此备受酷刑。
于谦冷静而从容，似乎早预料到一切。王文则不胜其愤，极力辩解道：“按照祖宗成法，迎立外藩必须有内府的金牌和符信；派遣使者，必须用兵部发的马牌。这些事只要到内府兵部一查便可明白，岂能平白无故地诬陷？”
兵部主管马牌的是车驾司主事沈敬。沈敬却是个硬汉子，不肯作伪证，当场指出兵部从未发出马牌。而内府所存召取襄王的金牌符信早就被孙太后拿去，一直在后宫中。大家心中有数，如果真的查验，反而应验了王文的话。
王文见占了上风，更加据理力争。堂上堂下吵得不可开交时，于谦却笑道：“石亨等罗织锻炼，辩之何益？”
萧维祯看见于谦是个明白人，终于忍不住说了实话：“于公可谓明白，事出朝廷，承也是死，不承也是死。”
因为没有任何证据，三法司只好加上“意欲”二字，给于谦和王文定的罪名为“意欲迎立藩王”，“坐以谋逆，处极刑”。所谓“极刑”，便是千刀万剐之刑，按例要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沈敬被无辜牵扯进来，也跟着倒霉，被认为是于谦和王文的同谋，不过罪减一等，免死罪，充军铁岭。
当案子的审理结果递到明英宗朱祁镇手中时，皇帝见给于谦的定刑是一个“死”字，不禁犹豫起来，迟疑着道：“于谦实有功。”
在朱祁镇的心中，对于谦的恨意极重，于谦主张“社稷为重，君为轻”，对他个人造成了深深的伤害。在当俘虏的北狩期间，他甚至有必杀于谦而后快的念头。但如今的朱祁镇，已经不是八年前的那个年轻皇帝了。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后，他逐渐明白，倘若当初不是于谦坚决抵抗瓦剌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非但他本人永远回不到京师，就连大明朝廷恐怕也早是风雨飘摇。所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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