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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八大山人是一个慢节奏的画家，本身并不带有任何性质的功利和目的。于是他的角色也似乎变成了一种单一的个体而变得不可替代。 一
从南昌市中心出发，往西北走十几公里，会抵达一个叫做湾里区的地方。湾里区再往里走，就会看到一个叫做青云谱的院落。整个院落结构典雅，充满了明清的灵蕴。苍天古树邃然其中。古徽州的白墙乌瓦的建筑风格似乎正在诉说着一个已经远走的年华。阶下通往湖泊的泥路台阶愈发显得沧桑。或许很多人都知道，这里曾经诞生过一个颇为出名的画家，或是其他什么的人物。似乎书卷之气老远就能闻到一样，书卷气能否闻到，已然无从可知。但是整座院落却透露出一种别有洞天的祥和。
关于这个院落的历史记载，我想这里已经不用赘述。在中国乃是东南亚以及所有的华人美术爱好者，无一不对于这个院子曾经的主人都是满怀崇敬之情。三百年来，这个深居简出的庭院主人对长城内外的美术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被公认为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颗巨星，他那独树一帜的风格“浑无斧凿痕”的画迹，闪光于东方以至世界的画坛。他的艺术造诣和绘画成就，被著名国画大师刘海粟称为“笔墨豪雄”、“逸气横生”、“不受绳墨约束，而又合规矩方圆”被英国著名艺术理论家、牛津大学教授哈马斯德弗莱明誉称为“东方毕加索”
这个艺术家的名字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就是八大山人。
在我研究考古和戏剧艺术的那一段时间，我曾经对八大山人的书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正如李纮所说“（八大山人）诗书画执牛耳于西江”我一直固执的认为八大山人的绘画风格明显是受了当时尤其是苏浙一带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这个和西方文艺复兴的绘画流派有着极为相似的本质。而这种独树一帜的表象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关于这种争论我一直在坚持着自己的意见，尽管支持者甚少。但是对于八大山人的身世和绘画成就促使我萌发了去他的故居走访的念头，当我刚刚抵达南昌时，我就开始寻找那个曾经给世界文坛带来极大争议的院落。
庭院深深，芳草萋萋。湛蓝的天空在绿色的植被上覆盖了一层金色的树影。古老的石桥上星星点点的披上了黑白色的光亮。周遭覆盖着灰黑色的树荫和各种颜色的植物。鹅卵石的路面已经被千年的风霜变得粗糙无比。当我站在一棵有些苍邃的古桂树之下的时候，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油然而生。
似乎郭沫若先生的匾额就已经给这位名垂千古的艺术大师留下了最后的定位。他的位置将会永远固定在那样一个高度。在一个特殊的流派中，他的地位将会无人可以超越。正如梵高和塞尚一样，在一个历史的高度，在一个特定的角度，俯视着古往今来的斑斓影像。
而这种造诣并非任何一种艺术表现形式都能企及，无论是戏剧还是建筑。大量的规矩和理论蜂拥而至。太多的条条框框和清规戒律致使这些原本带有浪漫主义的学科成了一潭死水，所有的研究和创造变成了无休止的复印和重复。唯独绘画和写作——这两个极具创意性质的表现形式，带有极为丰富的无概念化性质。当一个作者或是一个画家冲破了陈规陋习的阻拦，在特定的环境里锤炼出思想和观点的人，就显然已经不属于画家或是作家了。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请八大山人原谅，三百年里，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眼中，他一直是一位伟大的画家。
二
所有艺术的表现形式无一不是带有极强的时代烙印。当法兰德斯的凡艾克两位兄弟彻底颠覆世界绘画的格式之后。美术这个原本庄重的东西在商业化的暴风骤雨中变得是如此嬗变。由单一的格式慢慢进化到一个复杂的演变阶段。而曼泰尼亚和丢勒这两位艺术巨匠则将这个无概念的本质艺术成就送上了巅峰。
清初的画坛有“四大画僧”之称。即八大山人、石涛、石溪、浙江。八大山人以精炼放纵的笔墨，表现了他那倔强傲岸的性格，抒发了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和愤慨，大气磅礴，感人心脾。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绘画成就格格不入，无论是东方还是欧洲，所有带有传统性质的绘画起源无疑是来源于教堂——无论是敦煌壁画的华丽奔放还是圣约翰教堂那伟岸的房顶，一切都是来自于最原始的宗教心理。然而到了最后，无论是马丁路德还是八大山人，他们自觉的放弃了自己原本虚伪的信仰，打碎了思想的桎梏，一跃成为了超越整个时代的先锋。
正如如上所言，八大山人的最大成就就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将绘画和书法中传承千年的规矩彻底破坏掉。一切的风格和因素皆因自己而造就。正如拉斐尔所言，没有规矩，才是最好的规矩。然而唯一所不同的是，所有欧洲的艺术巨匠所追求的都是色彩的华丽美，而八大山人追求的是空疏美，稚拙美。他的山水画冷寞，荒寒，他的花鸟画疏淡，明洁。他在绘画上的这些表现，他在毫端的这种落墨，是中国文人的表现特点，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审美情趣的流露。
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很多人的思想已然和千年以前有了极大的区别。从古老的雅典城邦到现在高楼林立的洛杉矶城。一切的审美观念都在变化，包括美术。然而从浪漫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过度的人来说，对于八大山人的这一切都是富有着浓烈的感情，或者说是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冲击。就像我们阅读一部极为先锋或是无厘头的小说一样，会感觉到一阵阵的不安。
蓊郁的树林里斜露出了金黄色的阳光，四周的暑热炙烤着滚烫的地面。院落里面闷热且潮湿。一池清荷一如曲水流觞一般在华丽的金色中摇曳，吐芳扬烈的桃花在树丛中显得光艳动人。整座院落古朴而怀旧，建筑格局和花草树木的布局远远望去带有明显的古徽州风格。而这种风格往往却能造就最为精致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在常人眼里和丽江以及绍兴或是无锡更是了无差别。
于是我们就习惯了一种用最平常的眼睛看待事物，在更多的人眼里，包括诸多学者。明清时代所有的绘画艺术以及书法风格似乎到了一种几无风格的地步。无论是唐寅还是文征明或是董其昌，包括八大山人。所有的山水和风景都带有江南文化的细腻和山水田园的闲适。这就象我们看所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风格，无一例外的带有一种极为华丽的美艳。
这种误会，抹煞了经典，也使后来的作品没有了经典。 三
事关明清绘画艺术，毫无疑编者按 八大山人是一个慢节奏的画家，本身并不带有任何性质的功利和目的。于是他的角色也似乎变成了一种单一的个体而变得不可替代。问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极为壮丽的高峰。在西方艺术史上的文艺复兴事情，也大概是这样一个时间。意大利绘画艺术从宗教画由风俗画过渡的时期也是在十五世纪。在这个时期，明代画家的风俗画艺术的造诣丝毫不亚于达芬奇和马查特秋的成就。但是至于明代绘画的起源，远远要早于欧洲任何一个国家。
明初“浙派”的画风就基本上奠定了整个明代绘画艺术的风格。流派纷呈形成了一个极为独特的表现形式，画家和文学家一起受到了社会的重视和敬仰，这在明代之前，中国所有的画家并不受社会的重视，反而还被认为是“下九流”的“丹青”而受到种种歧视和不公正。当时中国画家的最高荣誉就是被召入宫担任“御用画师”对于写作的文人来说，这是一种极为丑陋的职业。因为任何艺术行为一旦受到人为的非专业化干预，就会严重束缚创作者的思维。而对于画家来说，这却是他们光宗耀祖拾回文人尊严的唯一出路。
这种畸形的社会现象严重的影响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当时的“浙派”创始人戴进就是宣德皇帝的御用画家，宣德五年被驱逐出宫，然后就在老家浙江收徒卖画。由于不受束缚，绘画自成一格，风格俊朗挺拔、劲练洒脱，很快在整个苏杭江浙一带甚至全国有了极大地影响，于是被当时的绘画学者誉为“浙派”在戴进身故之后，文征明的“吴门画派”和徐文长的“青藤白阳”的风格很快就将绘画艺术攀登到了一个更高的顶峰。
在我所知道的画家中，董其昌毫无疑问是一个开源除弊的一代宗师，他是第一个将文字和书画完美结合的艺术家。他的结合，并不是单纯的书画合一，而是完全跳过了将自己的思想变成文字的那个过程，在经过了“浙派”画家的摸索和“吴门画派”画家们锤炼之后，忽然跳出一个董其昌，他振臂一挥，将古人的成就做了极为严厉甚至刻薄的批判，然后借鉴百家，自成一体。于是这种画风就呼啦啦的延续到了现在。
上述这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单纯的说教。我不是美术评论家，更不是画家，我无权对于那个辉煌时代的美术做任何性质的定名定性。当我从布满星星点点的石板路走出的时候，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一个蜗居在南昌一角的出家人，一个皇族的后裔。在世界美术史上究竟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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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八大山人是一个慢节奏的画家，本身并不带有任何性质的功利和目的。于是他的角色也似乎变成了一种单一的个体而变得不可替代。 一
从南昌市中心出发，往西北走十几公里，会抵达一个叫做湾里区的地方。湾里区再往里走，就会看到一个叫做青云谱的院落。整个院落结构典雅，充满了明清的灵蕴。苍天古树邃然其中。古徽州的白墙乌瓦的建筑风格似乎正在诉说着一个已经远走的年华。阶下通往湖泊的泥路台阶愈发显得沧桑。或许很多人都知道，这里曾经诞生过一个颇为出名的画家，或是其他什么的人物。似乎书卷之气老远就能闻到一样，书卷气能否闻到，已然无从可知。但是整座院落却透露出一种别有洞天的祥和。
关于这个院落的历史记载，我想这里已经不用赘述。在中国乃是东南亚以及所有的华人美术爱好者，无一不对于这个院子曾经的主人都是满怀崇敬之情。三百年来，这个深居简出的庭院主人对长城内外的美术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被公认为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颗巨星，他那独树一帜的风格“浑无斧凿痕”的画迹，闪光于东方以至世界的画坛。他的艺术造诣和绘画成就，被著名国画大师刘海粟称为“笔墨豪雄”、“逸气横生”、“不受绳墨约束，而又合规矩方圆”被英国著名艺术理论家、牛津大学教授哈马斯德弗莱明誉称为“东方毕加索”
这个艺术家的名字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就是八大山人。
在我研究考古和戏剧艺术的那一段时间，我曾经对八大山人的书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正如李纮所说“（八大山人）诗书画执牛耳于西江”我一直固执的认为八大山人的绘画风格明显是受了当时尤其是苏浙一带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这个和西方文艺复兴的绘画流派有着极为相似的本质。而这种独树一帜的表象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关于这种争论我一直在坚持着自己的意见，尽管支持者甚少。但是对于八大山人的身世和绘画成就促使我萌发了去他的故居走访的念头，当我刚刚抵达南昌时，我就开始寻找那个曾经给世界文坛带来极大争议的院落。
庭院深深，芳草萋萋。湛蓝的天空在绿色的植被上覆盖了一层金色的树影。古老的石桥上星星点点的披上了黑白色的光亮。周遭覆盖着灰黑色的树荫和各种颜色的植物。鹅卵石的路面已经被千年的风霜变得粗糙无比。当我站在一棵有些苍邃的古桂树之下的时候，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油然而生。
似乎郭沫若先生的匾额就已经给这位名垂千古的艺术大师留下了最后的定位。他的位置将会永远固定在那样一个高度。在一个特殊的流派中，他的地位将会无人可以超越。正如梵高和塞尚一样，在一个历史的高度，在一个特定的角度，俯视着古往今来的斑斓影像。
而这种造诣并非任何一种艺术表现形式都能企及，无论是戏剧还是建筑。大量的规矩和理论蜂拥而至。太多的条条框框和清规戒律致使这些原本带有浪漫主义的学科成了一潭死水，所有的研究和创造变成了无休止的复印和重复。唯独绘画和写作——这两个极具创意性质的表现形式，带有极为丰富的无概念化性质。当一个作者或是一个画家冲破了陈规陋习的阻拦，在特定的环境里锤炼出思想和观点的人，就显然已经不属于画家或是作家了。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请八大山人原谅，三百年里，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眼中，他一直是一位伟大的画家。
二
所有艺术的表现形式无一不是带有极强的时代烙印。当法兰德斯的凡艾克两位兄弟彻底颠覆世界绘画的格式之后。美术这个原本庄重的东西在商业化的暴风骤雨中变得是如此嬗变。由单一的格式慢慢进化到一个复杂的演变阶段。而曼泰尼亚和丢勒这两位艺术巨匠则将这个无概念的本质艺术成就送上了巅峰。
清初的画坛有“四大画僧”之称。即八大山人、石涛、石溪、浙江。八大山人以精炼放纵的笔墨，表现了他那倔强傲岸的性格，抒发了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和愤慨，大气磅礴，感人心脾。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绘画成就格格不入，无论是东方还是欧洲，所有带有传统性质的绘画起源无疑是来源于教堂——无论是敦煌壁画的华丽奔放还是圣约翰教堂那伟岸的房顶，一切都是来自于最原始的宗教心理。然而到了最后，无论是马丁路德还是八大山人，他们自觉的放弃了自己原本虚伪的信仰，打碎了思想的桎梏，一跃成为了超越整个时代的先锋。
正如如上所言，八大山人的最大成就就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将绘画和书法中传承千年的规矩彻底破坏掉。一切的风格和因素皆因自己而造就。正如拉斐尔所言，没有规矩，才是最好的规矩。然而唯一所不同的是，所有欧洲的艺术巨匠所追求的都是色彩的华丽美，而八大山人追求的是空疏美，稚拙美。他的山水画冷寞，荒寒，他的花鸟画疏淡，明洁。他在绘画上的这些表现，他在毫端的这种落墨，是中国文人的表现特点，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审美情趣的流露。
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很多人的思想已然和千年以前有了极大的区别。从古老的雅典城邦到现在高楼林立的洛杉矶城。一切的审美观念都在变化，包括美术。然而从浪漫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过度的人来说，对于八大山人的这一切都是富有着浓烈的感情，或者说是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冲击。就像我们阅读一部极为先锋或是无厘头的小说一样，会感觉到一阵阵的不安。
蓊郁的树林里斜露出了金黄色的阳光，四周的暑热炙烤着滚烫的地面。院落里面闷热且潮湿。一池清荷一如曲水流觞一般在华丽的金色中摇曳，吐芳扬烈的桃花在树丛中显得光艳动人。整座院落古朴而怀旧，建筑格局和花草树木的布局远远望去带有明显的古徽州风格。而这种风格往往却能造就最为精致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在常人眼里和丽江以及绍兴或是无锡更是了无差别。
于是我们就习惯了一种用最平常的眼睛看待事物，在更多的人眼里，包括诸多学者。明清时代所有的绘画艺术以及书法风格似乎到了一种几无风格的地步。无论是唐寅还是文征明或是董其昌，包括八大山人。所有的山水和风景都带有江南文化的细腻和山水田园的闲适。这就象我们看所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风格，无一例外的带有一种极为华丽的美艳。
这种误会，抹煞了经典，也使后来的作品没有了经典。 三
事关明清绘画艺术，毫无疑编者按 八大山人是一个慢节奏的画家，本身并不带有任何性质的功利和目的。于是他的角色也似乎变成了一种单一的个体而变得不可替代。问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极为壮丽的高峰。在西方艺术史上的文艺复兴事情，也大概是这样一个时间。意大利绘画艺术从宗教画由风俗画过渡的时期也是在十五世纪。在这个时期，明代画家的风俗画艺术的造诣丝毫不亚于达芬奇和马查特秋的成就。但是至于明代绘画的起源，远远要早于欧洲任何一个国家。
明初“浙派”的画风就基本上奠定了整个明代绘画艺术的风格。流派纷呈形成了一个极为独特的表现形式，画家和文学家一起受到了社会的重视和敬仰，这在明代之前，中国所有的画家并不受社会的重视，反而还被认为是“下九流”的“丹青”而受到种种歧视和不公正。当时中国画家的最高荣誉就是被召入宫担任“御用画师”对于写作的文人来说，这是一种极为丑陋的职业。因为任何艺术行为一旦受到人为的非专业化干预，就会严重束缚创作者的思维。而对于画家来说，这却是他们光宗耀祖拾回文人尊严的唯一出路。
这种畸形的社会现象严重的影响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当时的“浙派”创始人戴进就是宣德皇帝的御用画家，宣德五年被驱逐出宫，然后就在老家浙江收徒卖画。由于不受束缚，绘画自成一格，风格俊朗挺拔、劲练洒脱，很快在整个苏杭江浙一带甚至全国有了极大地影响，于是被当时的绘画学者誉为“浙派”在戴进身故之后，文征明的“吴门画派”和徐文长的“青藤白阳”的风格很快就将绘画艺术攀登到了一个更高的顶峰。
在我所知道的画家中，董其昌毫无疑问是一个开源除弊的一代宗师，他是第一个将文字和书画完美结合的艺术家。他的结合，并不是单纯的书画合一，而是完全跳过了将自己的思想变成文字的那个过程，在经过了“浙派”画家的摸索和“吴门画派”画家们锤炼之后，忽然跳出一个董其昌，他振臂一挥，将古人的成就做了极为严厉甚至刻薄的批判，然后借鉴百家，自成一体。于是这种画风就呼啦啦的延续到了现在。
上述这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单纯的说教。我不是美术评论家，更不是画家，我无权对于那个辉煌时代的美术做任何性质的定名定性。当我从布满星星点点的石板路走出的时候，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一个蜗居在南昌一角的出家人，一个皇族的后裔。在世界美术史上究竟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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