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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我最后一次见你姐姐,她把这封信交给我,有朝一日寄给你的妈妈。”
“四十多年了,我才做到。现在你妈妈不在了,我把信带回来,其实也是为我自己有个交代。”
听到此处,白太太已是泪流满面,哽咽不止。
“伊莎贝尔,我可以把这封信读给你妈妈听吗?”李先生问道。白太太默默点点头。
“亲爱的伊莎白小姐,
请原谅我这么久没有写信给你。乔治舅舅将告诉你我正处于怎样一种特殊的情形中。在过去一年半里,我无法与外界交流。听乔治舅舅说,你近来身体欠佳,我很是惦念。请原谅我在十四年前不辞而别,没能报答你对我和伊莎贝尔的照顾。
我的国家正在经历她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变革。就在几天前,一个新的共和国宣布成立。一部伟大的宪章将赋予国家独立,人民自由与幸福。所有人都为了这个好消息欢欣鼓舞,即使我们这些处境特殊的人也是一样。
我们中国人一百年来的梦想终于成真。我们的国家已经深受苦难多年,现在终得自由,我们的人民已经忍受那么久的欺凌,现在终获幸福。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多高兴啊!我的朋友们和我都高歌欢庆、喜极而泣。
我们这样的情形应该不久了。也许几周,或者至多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和同胞们一起建设新中国了。我若有机会,会设法去美国看你,但我还是要回到中国的。在这么多年的战争和破坏之后,有太多的重建工作需要我们去完成。
当然,也有可能我再也没法见到你了。请相信我,这并非因为我对你的爱减少了,而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的爱在我的血管深处流淌,因为那些我深爱的人们已经为这个国家献出了生命,我选择永远把这里当作家。
如果那样的话,伊莎贝尔会成为你的女儿,这是我们已经商量过的。尽管我们失去了生母,但你一直都是我们的妈妈,而我们也将永远是你的女儿。
亲爱的妈妈,谢谢你给我们所有的爱。永远爱你!
你的女儿
莎拉
1949年10月26日”
“伊莎贝尔,我想一个人在这里待一会儿。”李先生说道。我扶着李先生在石椅上坐下,静立片刻后,便同白太太一起默默走开。
这片地方游人罕至,只有亲属才会前来凭吊。静寂中,可以听到大自然无数声音的交响:草在脚底碎裂,枝叶彼此摩挲,偶尔会有杜鹃和伯劳的鸣唱,甚至是飘忽而过的秋风。
“学校里都顺利吧?”白太太用中文缓慢而艰难地问道。
“目前还不错,不过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儿不太习惯。”
“是想家吗?”
“也说不上特别想,”我答道。
“那你的室友,同学对你好吗?“白太太关切地问道。
“哦,他们人都还不错。不过,怎么说呢,就是觉着还不是能完全融入,甚至有的时候是格格不入。”
“你想说说吗?有时候说说能感觉好一些。”
“其实也就是一些小事。比方说我有些英文的音发不好,室友就告诉我那样不对。他们也不是坏心,可我觉着挺不舒服的。”
白太太点点头,鼓励我继续说下去。
“大的事,就是无论怎么跟他们说,他们都搞不明白中国是怎么回事。我有个室友,还是准备学东亚研究的呢,他问我是不是家里已经给我指腹为婚了。我开始还和他们争,后来想着这一年都得一起吃住,还是算了。”
“我能明白,孩子。不要说你了,我自己有时候还会觉着不能融入呢。”
“白太太,您英文说的那么好,您是怎么练的呢?”
她迟疑片刻,好像在决定什么事情,然后说道:“我猜舅舅还没有给你讲过我们的故事吧。这段我来讲也好,也许能帮助你理解整个故事。”
“其实,我和姐姐应该是生在美国的,就在波士顿。我们的亲生父母祖籍是在中国。”
“那时候可和现在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是另外一个时代。过去,中国移民在美国的日子太难了。”
“关于我父母和我们出生后一两年的事,我自己也不清楚。但是妈妈—就是伊莎白小姐说,他们应该是做生意的商人。那个时候,美国政府严格禁止中国妇女来美国,只有商人才可以带妻子来。世纪初的唐人街几乎全都是男人。”
“后来,我的父母在1918年的大流感里去世了。”
“我听说那次大流感死了几千万人。”我说道。
白太太慢慢点点头,叹了口气,好像又想起了幼年间沦为孤儿的伤心往事。
“我后来在档案里查到,这场瘟疫传到波士顿的时候已经很严重。我想我的亲生父母当时一定是害怕去医院,他们肯定担心会因为染了病,被遣送回中国。”
“不过呢,其实医院也没什么帮助—那才真叫听天由命。人人都害怕会送命,可妈妈还是会来唐人街的主日学校,帮助那里隔离和照顾病人。她告诉我,她就是在那时候找到了我们这对孤儿双胞胎的。”
“她一定非常勇敢,”我叹道,心中对这位伊莎白小姐肃然起敬。
“妈妈不只是勇敢,她还感到了一种与我们之间的特殊联系。她经常对我们说,她在心底感到自己也是半个中国人。她出生在中国,她失明前看到的最后景象就是中国的景象。她常说,她能从那场可怕的热病中挺了过来,一定是上帝的旨意,从此她一点也不怕呆在病人中间了。”
“人说,六岁之前几乎没有记忆。可我真的觉得自己记得她在找到我们的时候的样子。而且那个画面特别的清晰。我问过姐姐莎拉,她说她也是一样,也记得那么清楚。”
“我们两人都记得待在一间非常黑非常小的房间里。我们一定是被放在那里很久没人照顾了,也许已经有一整天,又饿又衰弱。我们的亲生父母应该也是信教的,所以我们就喊着呼唤着耶稣的名字。”
“后来,门开了,一片亮光射了进来。母亲就在这片光中出现了。她琥珀色的头发和身上的白裙被那片光照得发亮。”
“那时候,我们就觉着她像天使一样,她朝我们伸出手,温柔地抚摸我们。我当时不知道,那是因为她双目失明,手指就是她的眼睛。”
“她救了我们,也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她是是母亲,也是我们的第一位老师,教我们《圣经》和其他的知识。”
“您记得李先生吗?”我问,“他也是在那个时候来的吧,对不对?”
“那个时候啊,乔治舅舅就住在我们家,他白天上学,晚上和周末,有时和白牧师谈论一些深奥的问题,有时候和母亲坐在一起,为她读书。”
“不过呢,我最喜欢他陪母亲出去散步了,因为我和莎拉也能一起跟着。那情形看起来一定很奇怪—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旁观的人肯定不明白我们是什么关系。现在回想起来,我猜舅舅也会觉着有些尴尬。不过,我们根本不管,有机会就一定要跟着一起出去。”
“虽说莎拉和我是双胞胎,可我们俩其实区别很大。莎拉外向、活跃,她也更多觉着自己是个中国人。”
“有一次,舅舅带着我们在波士顿,被几个小男孩追着骂‘中国佬’,还问我们猪尾巴辫子哪去了。舅舅没说话,可我被吓哭了,抱着舅舅想跑。只有莎拉却跑过去跟他们对骂。”
“后来舅舅回中国去了。再后来,莎拉为了抗日,也去了中国。她没有和我们道别,自己跑去的。”
“哦,”我轻呼出声,有感于这两位老人的生活中却还有如此多的跌宕。
“有点难以置信是不是?”白太太努力地笑了笑,眼中却是能见着隐隐的泪光,“我们俩是双胞胎,虽然性格不一样,可其实是有感应的。临走前的一天晚上,她问我,信不信孪生姐妹间心心相通。”
“她没等我回答,只说她自己相信这个,相信即使我们分开了,心也会被一根看不见的线连在一起。”
“第二天早晨,她不见了,留了一封信给妈妈,一封给我。她到中国去了,去和日本人打仗。妈妈试着勇敢地面对这件事,告诉我说莎拉在中国,也是做上帝的工作。可是我难过极了。”
“开始我有点恨她,为什么这么大的事不和我商量。渐渐的,她说的那种心心相通的感觉就来了。说不准哪天,我就会梦见她,甚至觉着自己能看见她。”
“49年的秋天,一天早上,我从梦中惊醒,浑身冰冷。我又梦见了莎拉。从前关于她的梦都非常清晰,就像电影一样,但是那天的梦却凌乱模糊。睁开眼睛,看到墙上有一小片光斑,悬着、飘着,好像在寻找着什么。接着就消失了,就像它出现的时候一样神秘。”
“我起来,拉开窗帘。天很早,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我找着光斑的来处,却看到一只蝴蝶,正在窗前扑扇着翅膀。它时近时远,但就是不会飞走。”
“忽然,我觉着心一阵疼。我心里知道,她那天清晨是来和我道别的。”
泪水再次涌上了她的眼睛。她自觉失态,忙着擦拭脸上的泪水,也试着平静下来。
“好啦,故事就先讲到这吧。咱们去找舅舅。”
回到伊莎白小姐的墓地时,我看到两位健壮的工人在雕像和墓石前用铁锹挖了一尺见方的坑。李先生庄重地站在墓旁,手里拿着那只布袋。
一位工人递给他一只铅匣,李先生把信和一只玉镯收入匣内。那只玉镯和白太太手腕上戴的一模一样。
铅匣被安放在刚刚挖好的坑里。填土的时候,我闻到了秋日的木叶与新挖出的泥土混合后令人镇定舒缓的气息。白太太沉默不语,李先生喃喃念道:
“这里也是家啊。”
“49年我最后一次见你姐姐,她把这封信交给我,有朝一日寄给你的妈妈。”
“四十多年了,我才做到。现在你妈妈不在了,我把信带回来,其实也是为我自己有个交代。”
听到此处,白太太已是泪流满面,哽咽不止。
“伊莎贝尔,我可以把这封信读给你妈妈听吗?”李先生问道。白太太默默点点头。
“亲爱的伊莎白小姐,
请原谅我这么久没有写信给你。乔治舅舅将告诉你我正处于怎样一种特殊的情形中。在过去一年半里,我无法与外界交流。听乔治舅舅说,你近来身体欠佳,我很是惦念。请原谅我在十四年前不辞而别,没能报答你对我和伊莎贝尔的照顾。
我的国家正在经历她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变革。就在几天前,一个新的共和国宣布成立。一部伟大的宪章将赋予国家独立,人民自由与幸福。所有人都为了这个好消息欢欣鼓舞,即使我们这些处境特殊的人也是一样。
我们中国人一百年来的梦想终于成真。我们的国家已经深受苦难多年,现在终得自由,我们的人民已经忍受那么久的欺凌,现在终获幸福。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多高兴啊!我的朋友们和我都高歌欢庆、喜极而泣。
我们这样的情形应该不久了。也许几周,或者至多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和同胞们一起建设新中国了。我若有机会,会设法去美国看你,但我还是要回到中国的。在这么多年的战争和破坏之后,有太多的重建工作需要我们去完成。
当然,也有可能我再也没法见到你了。请相信我,这并非因为我对你的爱减少了,而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的爱在我的血管深处流淌,因为那些我深爱的人们已经为这个国家献出了生命,我选择永远把这里当作家。
如果那样的话,伊莎贝尔会成为你的女儿,这是我们已经商量过的。尽管我们失去了生母,但你一直都是我们的妈妈,而我们也将永远是你的女儿。
亲爱的妈妈,谢谢你给我们所有的爱。永远爱你!
你的女儿
莎拉
1949年10月26日”
“伊莎贝尔,我想一个人在这里待一会儿。”李先生说道。我扶着李先生在石椅上坐下,静立片刻后,便同白太太一起默默走开。
这片地方游人罕至,只有亲属才会前来凭吊。静寂中,可以听到大自然无数声音的交响:草在脚底碎裂,枝叶彼此摩挲,偶尔会有杜鹃和伯劳的鸣唱,甚至是飘忽而过的秋风。
“学校里都顺利吧?”白太太用中文缓慢而艰难地问道。
“目前还不错,不过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儿不太习惯。”
“是想家吗?”
“也说不上特别想,”我答道。
“那你的室友,同学对你好吗?“白太太关切地问道。
“哦,他们人都还不错。不过,怎么说呢,就是觉着还不是能完全融入,甚至有的时候是格格不入。”
“你想说说吗?有时候说说能感觉好一些。”
“其实也就是一些小事。比方说我有些英文的音发不好,室友就告诉我那样不对。他们也不是坏心,可我觉着挺不舒服的。”
白太太点点头,鼓励我继续说下去。
“大的事,就是无论怎么跟他们说,他们都搞不明白中国是怎么回事。我有个室友,还是准备学东亚研究的呢,他问我是不是家里已经给我指腹为婚了。我开始还和他们争,后来想着这一年都得一起吃住,还是算了。”
“我能明白,孩子。不要说你了,我自己有时候还会觉着不能融入呢。”
“白太太,您英文说的那么好,您是怎么练的呢?”
她迟疑片刻,好像在决定什么事情,然后说道:“我猜舅舅还没有给你讲过我们的故事吧。这段我来讲也好,也许能帮助你理解整个故事。”
“其实,我和姐姐应该是生在美国的,就在波士顿。我们的亲生父母祖籍是在中国。”
“那时候可和现在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是另外一个时代。过去,中国移民在美国的日子太难了。”
“关于我父母和我们出生后一两年的事,我自己也不清楚。但是妈妈—就是伊莎白小姐说,他们应该是做生意的商人。那个时候,美国政府严格禁止中国妇女来美国,只有商人才可以带妻子来。世纪初的唐人街几乎全都是男人。”
“后来,我的父母在1918年的大流感里去世了。”
“我听说那次大流感死了几千万人。”我说道。
白太太慢慢点点头,叹了口气,好像又想起了幼年间沦为孤儿的伤心往事。
“我后来在档案里查到,这场瘟疫传到波士顿的时候已经很严重。我想我的亲生父母当时一定是害怕去医院,他们肯定担心会因为染了病,被遣送回中国。”
“不过呢,其实医院也没什么帮助—那才真叫听天由命。人人都害怕会送命,可妈妈还是会来唐人街的主日学校,帮助那里隔离和照顾病人。她告诉我,她就是在那时候找到了我们这对孤儿双胞胎的。”
“她一定非常勇敢,”我叹道,心中对这位伊莎白小姐肃然起敬。
“妈妈不只是勇敢,她还感到了一种与我们之间的特殊联系。她经常对我们说,她在心底感到自己也是半个中国人。她出生在中国,她失明前看到的最后景象就是中国的景象。她常说,她能从那场可怕的热病中挺了过来,一定是上帝的旨意,从此她一点也不怕呆在病人中间了。”
“人说,六岁之前几乎没有记忆。可我真的觉得自己记得她在找到我们的时候的样子。而且那个画面特别的清晰。我问过姐姐莎拉,她说她也是一样,也记得那么清楚。”
“我们两人都记得待在一间非常黑非常小的房间里。我们一定是被放在那里很久没人照顾了,也许已经有一整天,又饿又衰弱。我们的亲生父母应该也是信教的,所以我们就喊着呼唤着耶稣的名字。”
“后来,门开了,一片亮光射了进来。母亲就在这片光中出现了。她琥珀色的头发和身上的白裙被那片光照得发亮。”
“那时候,我们就觉着她像天使一样,她朝我们伸出手,温柔地抚摸我们。我当时不知道,那是因为她双目失明,手指就是她的眼睛。”
“她救了我们,也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她是是母亲,也是我们的第一位老师,教我们《圣经》和其他的知识。”
“您记得李先生吗?”我问,“他也是在那个时候来的吧,对不对?”
“那个时候啊,乔治舅舅就住在我们家,他白天上学,晚上和周末,有时和白牧师谈论一些深奥的问题,有时候和母亲坐在一起,为她读书。”
“不过呢,我最喜欢他陪母亲出去散步了,因为我和莎拉也能一起跟着。那情形看起来一定很奇怪—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旁观的人肯定不明白我们是什么关系。现在回想起来,我猜舅舅也会觉着有些尴尬。不过,我们根本不管,有机会就一定要跟着一起出去。”
“虽说莎拉和我是双胞胎,可我们俩其实区别很大。莎拉外向、活跃,她也更多觉着自己是个中国人。”
“有一次,舅舅带着我们在波士顿,被几个小男孩追着骂‘中国佬’,还问我们猪尾巴辫子哪去了。舅舅没说话,可我被吓哭了,抱着舅舅想跑。只有莎拉却跑过去跟他们对骂。”
“后来舅舅回中国去了。再后来,莎拉为了抗日,也去了中国。她没有和我们道别,自己跑去的。”
“哦,”我轻呼出声,有感于这两位老人的生活中却还有如此多的跌宕。
“有点难以置信是不是?”白太太努力地笑了笑,眼中却是能见着隐隐的泪光,“我们俩是双胞胎,虽然性格不一样,可其实是有感应的。临走前的一天晚上,她问我,信不信孪生姐妹间心心相通。”
“她没等我回答,只说她自己相信这个,相信即使我们分开了,心也会被一根看不见的线连在一起。”
“第二天早晨,她不见了,留了一封信给妈妈,一封给我。她到中国去了,去和日本人打仗。妈妈试着勇敢地面对这件事,告诉我说莎拉在中国,也是做上帝的工作。可是我难过极了。”
“开始我有点恨她,为什么这么大的事不和我商量。渐渐的,她说的那种心心相通的感觉就来了。说不准哪天,我就会梦见她,甚至觉着自己能看见她。”
“49年的秋天,一天早上,我从梦中惊醒,浑身冰冷。我又梦见了莎拉。从前关于她的梦都非常清晰,就像电影一样,但是那天的梦却凌乱模糊。睁开眼睛,看到墙上有一小片光斑,悬着、飘着,好像在寻找着什么。接着就消失了,就像它出现的时候一样神秘。”
“我起来,拉开窗帘。天很早,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我找着光斑的来处,却看到一只蝴蝶,正在窗前扑扇着翅膀。它时近时远,但就是不会飞走。”
“忽然,我觉着心一阵疼。我心里知道,她那天清晨是来和我道别的。”
泪水再次涌上了她的眼睛。她自觉失态,忙着擦拭脸上的泪水,也试着平静下来。
“好啦,故事就先讲到这吧。咱们去找舅舅。”
回到伊莎白小姐的墓地时,我看到两位健壮的工人在雕像和墓石前用铁锹挖了一尺见方的坑。李先生庄重地站在墓旁,手里拿着那只布袋。
一位工人递给他一只铅匣,李先生把信和一只玉镯收入匣内。那只玉镯和白太太手腕上戴的一模一样。
铅匣被安放在刚刚挖好的坑里。填土的时候,我闻到了秋日的木叶与新挖出的泥土混合后令人镇定舒缓的气息。白太太沉默不语,李先生喃喃念道:
“这里也是家啊。”